洛维格更巧妙的借钱策略还在后面。他设计建造一艘油轮,在还没开工时,他就找到人,答允在船完工后把它租出去。然后他拿着租约,去找银行借钱。银行要船下水之后,才能开始收钱。船一下水,租费就可转让给银行,这样贷款也就可以分期付清了。这种想法,开始时使银行大大吃惊,因为洛维格等于是在无本生利,他一分钱不用出,靠银行贷款来造船,又靠租船的租金来还贷款。但银行最终还是同意这样做。这不但是因为洛维格的信用已没有问题了,而且还有租船人的信用加强了还款保证。洛维格靠这种方法,建造了一艘又一艘船,使他的造船公司成长起来。
当然,作为一个生意人,最主要的还是应了解谋借的具体方式、操作技巧以及其中的一些原则和谋借时应注意的问题。总的来说,在现代经济中,谋借的具体方式可以分为银行贷款、企业内部融资、租赁业务、商业信用等。生意人只要认真掌握其技巧,自然可解除资金上的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在商海之中纵横驰骋。
用钱生钱,钱眼里翻跟头
人要懂得在铜钱眼里翻跟斗。
——胡雪岩
在商业经营中钱能生钱,也就是说,有了一定数量的钱,再加上合理有效地运用和调配,就能获取更多的钱。如何合理地运用、调配已有的金钱,这是对一个商人的才干和智慧的综合考验。然而,中国有句俗话,叫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为一名经营者,无论你有多么强的经营能力,但如果没有钱供你运用、支配,那么,所有一切都是虚无缥渺的空中楼阁。
中国传统商人虽然有以“一文钱创天下”的志向和能力,但也知道,完伞靠自己一文钱一文钱地积累,这个发家过程无疑会十分漫长,甚至永远达不到。因此,跳过最初资金积累阶段,直接由借贷——负债经营入手,便成为像胡雪岩这样经营高手的成功捷径。
胡雪岩曾说,他自己就知道“铜钱眼里翻跟斗”。而从他的迅速成功过程来看,他的确是一个善于在“钱眼里翻跟斗”的高手。胡雪岩在自己事业的初创阶段,其实是身无分文,就是因为他知道如何在“钱眼里翻跟斗”,从他最初开办阜康钱庄,到胡庆余堂,再到胡记典当行的每一项事业,也就一项接着一项的“翻”了出来。
胡雪岩创业之初所动用的资金,基本都是借来的,而不是他自己的。第一笔生丝生意交割之后,胡雪岩立即着手开药店和典当行,这时他实际上仍然没有足够的资金。因为第一笔生丝生意做下来,表面上赚了十八万银子,但最后算下账来,该付的付出去之后,不但分文
不剩,胡雪岩自己甚至还拉下了万把银子的亏空。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胡雪岩却又要上两个大“项目”,实在不能不让人惊讶,就连十分佩服他的尤五和古应春也提出疑问,认为他现有的钱庄、生丝都是两桩需要大本钱的生意,哪里还有余力去开药店和典当行?
然而,胡雪岩却有自己的打算。他的打算就是凭借他的信誉和本领,因人成事。阜康的进一步发展,有已经结成牢固生意伙伴关系的庞二支持,做生丝生意,仍然由大家集股,药店可以打官府的主意,而典当业,胡雪岩则看中了苏州潘叔雅那班富家公子。
胡雪岩看中苏州那班富家公子,也是抓住了一次借助别人的资金开办自己事业的机会。胡雪岩销洋庄,为求当时担任江苏学台的何桂清的帮助,去了一趟苏州,在苏州为解决阿巧的事情,又结识了苏州富家公子潘叔雅、吴季重和陆芝香等人。当时正是太平军大举进攻苏、浙之时,苏州地面极不平静,一方面官军打仗,保民不足却骚扰有余,另一方面太平军也是步步逼近,因此这帮富家公子都有心避难到上海。这些富家公子在苏州的房屋、田产自然是不能带到上海去的,但他们却有大量的现银,估计约有二十多万。他们知道胡雪岩是钱庄老板,因而想借胡雪岩的钱庄,把这些现银带到上海去用。
胡雪岩当场就为这些阔少将这二十多万现银如何使用做了筹划,他建议将这些现银存入钱庄,一半做长期存款,以求生息,另一半做活期存款,用来经商,存款的钱庄以及生意的筹划,都由胡雪岩一力承当,总的原则是动息不动本,以达到细水长流的目的。胡雪岩等于给自己又吸纳了一笔可以长期动用的资金。
胡雪岩之所以要为这帮富家公子如此筹划,是因为他“发觉自己又遇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本来依胡雪岩的观察,这帮全不知稼穑艰难的阔少,往往既不切实际又不辨好歹,和他们打交道,常常会吃力不讨好,实在是犯不着。不过,转念又一想,如果这些阔少不是急功近利。能够听自己的建议放远了看,对自己的生意实在也是一大帮助,有了这二十多万可以长期动用的资金,自己什么事情不可以干!
于是就有了胡雪岩为这帮富家公子所做的精心筹划,同时也就有了胡雪岩要利用这帮富家公子交给自己“用”的二十多万银子开办典当行的计划。按当时的情况,有二万做本,就可以开出一家规模不错的当铺,有这二十多万,毙开几家当铺?胡雪岩的二十多家当铺,也就用这些富家公子的银子开办了起来。
胡雪岩之所以要投资典当行,自然与他对于那个时代五行八作生意行当的了解有关。在战乱频繁、饥荒不断的年代,居于城市之中的人,不要说那些日入日食的穷家小户,就连那些稍有积蓄的小康之家,也会时不时陷入困窘之中。急难之时,常要借典当以度急难,以致当时当铺遍布各地市镇商埠。以胡雪岩的眼光,他不可能看不到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行当。事实上,胡雪岩早就动过开当铺的念头,不过,真正促使胡雪岩要把典当业当做一项事业来做并付诸实施的直接原因,还是他与朱福年的几番交谈。
这朱福年原籍徽州,中国历史上,典当业的管家,即旧时被称作“朝奉”的,几乎都是徽州人,朱福年的一个叔叔就是朝奉,他自然熟悉典当业。胡雪岩从朱福年那里知道了许多有关典当业的运作方式、行规等知识,还知道了典当业其实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行当,比如朱福年就叹息自己当年没有入典当业而吃了丝行的饭,是不是一种失策,因为“吃典当饭”的确与众不同,是三百六十行中最舒服的一行。
与朱福年的交谈坚定了胡雪岩投资典当业的想法,他让朱福年替自己留心典当业方面的人才,而自己一回杭州,就在杭州城里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当铺——“公济典”。其后不几年,挂着“胡记”的当铺发展到23家,开设范围涉及浙江、江苏、湖北、湖南等华中、华东大部分省份。
不过,胡雪岩开办典当行,并不仅仅因为典当行风险小,利润大.也决不是因为“吃典当饭”舒服。按照他的说法:“钱庄是有钱人的当铺,当铺是穷人的钱庄”,自己开当铺是为了方便穷人。可话是这样说,天下哪有不赚钱的典当?算算账就可以知道,胡雪岩的当铺,即使真的并不全为赚饯,也绝对有不小的进项。
当时的当铺资本称为“架本”。按惯例不用银两而以钱数计算。一千文兑银一两。一般的典当行,架本少则五千千文,多则可达二十万千文。平均也达一万千文左右。二十多家当铺仅架本就达二十多万两银子,而如果以“架货”折价,架本至少要加一倍。这样,胡雪岩的二十个多家当铺架本至少是四十万两。四十万架本以每月周转次、生息一分计算,一个月就可净赚四万两银子,一年就有至少四八万。而当时当铺架本周转一次,绝不止一分的利润。就当时的记载典当行取息率至少都在二分以上。难怪古应春在算了这笔账之后也对胡雪岩说:“小爷叔叫我别样生意都不必做,光是经营这二十几家典业好了。”当然,胡雪岩心里也明白,只要这几十家当铺经营好了,他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就这样,胡雪岩通过典当行,在“钱眼里”绐自己翻出了“大跟头”。他的典当行,成为胡氏日后集团仅次于钱庄的第二大经济来源。
胡雪岩曾说他自己就知道“铜钱眼里翻跟斗”,这种“因人成事,,的方法,大约也应该算作是这“跟斗”的一种“翻”法。所谓因人成事,说到底,也就是根据自己面对的实际情况,灵活选择自己的对策,
不失时机地开创自己的事业。从筹措、积累资金的角度来看,这“因人成事”其实也与有多大力量做多大生意相类似,但它不是那种从少到多慢慢积累的被动等待方式,而是充满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因此,它也是体现一个经商者才干、眼光和变通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
活络经商,巧打“擦边球”
犯法的事,我们不能做;不过,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东西,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这就是守法。他没有说,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
——胡雪岩
任何事物相互之间总有一种内存的必然联系,而且总是互用互变的。胡雪岩有着非常灵活的手腕,并且长于变通,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顶尖高手”。胡雪岩曾说:“犯法的事,我们不能做;不过,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东西,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这就是守法。他没有说,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充分体现了他的“善变”。
钱庄做的本来就是以钱生钱的生意,自然是放出去的钱有保障和呵靠的高额利润才行。“有了广存款要找出路。头寸烂在那里,大元宝不会生小元宝的。”同样的钱庄经营,能不能变通其效果则大不相同。一般开钱庄的都知道“救急容易救穷难”这句话,为什么呢?就怕“吃倒账”。善于变通经营的胡雪岩却不怕“救穷”,因为他算准了不会“吃倒账!”
胡雪岩请原信和钱庄“大伙”而后来落泊的张胖子重新出山,与自己一起经营钱庄后,一开始就和张胖子筹划了一个长远的通过“救穷”赚钱的好生意,即放款给两类人,一类是因调补升迁而需要盘缠的官员,另一类则是因战乱逃难到上海而在原籍有田产的乡绅。
放款给调补升迁的官员,是学“山西票号”的做法。所谓“放京债”,就是放款给那些外放州府的京官。这些人在外放之前,京里打点、上任盘费,到任以后置公馆、买轿马、用底下人,哪一样不用钱?
于是乎先借一笔京债,到了任想法子先挪一笔款子还掉,随后慢慢儿弥补。据说“放京债”比放“印子钱”还要狠,一万两的借据实付七千,而且还不怕借债的人赖账不还一一来因为京官做保人,二来有借据,如果赖债,把借据往都察院一递,御史一参,赖债的人就要丢官。事实上这些人到任后搜刮地方,一般也有能力还回借款。
胡雪岩对张胖子说:“另外,还有人帮票号的忙,不准人赖债。为啥呢,一班穷翰林平时都靠借债度日,就盼望放出去当考官,当学政,收了门生的‘贽敬’来还债;还了再借,日子依旧可以过得下去。倘若有人赖了债,票号联合起来,说做官的没有信用,从此不借,穷翰林当然大起恐慌,会帮票号讨债。”
说到这里,胡雪岩略微停顿了一下又说:“要论风险,只有一样:新官上任,中途出了事,或者死掉,或者丢官。不过也要看情形而定,保人硬气的,照样会一肩担承。”
胡雪岩的想法是,仿照山西票号的办法,办两项放款。第一是放给做官的。由于南北道路艰难,时世不同,这几年官员调补升迁,多不按常规,所谓“送部引见”的制度,虽未废除,却多变通办理;尤其是军功上保升的文武官员,尽有当到藩司、臬司,主持一省钱谷、司法的大员,而未曾进过京的,由京里补缺放出来,自然可以借京债。
如果在江南升调,譬如江苏知县,调升湖北的知府,没有一笔盘缠与安家银子就“行不得也”!胡雪岩打算仿照京债的办法,帮帮这些人的忙。而这些人早一天到差,就多一天好处,再高的利息,他也要借,而且不会吃倒账。
第二是放款给逃难到上海来的内地乡绅人家,也不会吃倒账。这些人家在原籍,多是依赖祖宗留下的田产,靠收租过日子的,一早拎只鸟笼泡茶店;下午到澡塘子睡一觉;晚上‘摆一碗’,吃得醉醺醺回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起码三百天是这样子。这种人,恭维他,说他是做大少爷;讲得难听点,就是无业游民。如果不是祖宗积德,留下大把家私,一定做‘伸手大将军’了。当初逃难来的时候,总有些现款细软在手里,一时还不会‘落难’;日久天长,坐吃山空,肯定就要靠借债过活。这些人借钱,表面看起来现在无力偿还,但放开眼光来看,这些人的田产还在。如今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到时江浙一带被官军收复,这些人回到原籍仍旧是大少爷。现在叫他们拿地契来抵押;没有地契的,写借据,言明如果欠款不还,甘愿以某处某处田地作价抵还。到时有官府靠山的胡雪岩,还怕他们不连本带利归还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