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了,”刘海山知道自己失言,“我们别说这事了,成吗?”
外屋的王淑兰趁机把饺子端了进来:“得哄!头锅饺子二锅面,你们哥俩先吃着。哎,你去揪头蒜。”
周栓宝应着走到院子里。王淑兰悄悄跟出来。
“哎,你说,海山他会整治振国和春莲吗?”
周栓宝看看妻子,又隔窗看看海山,没说话。
那两个鸡蛋,那被肖东昌摔碎的两个鸡蛋,一直是两块石头,在周栓宝心头压着。
丁丽的事发生之后,这石头变得更沉重,坠得他的心仿佛在撕裂般地疼重。
强烈的自责使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抓住从他手边溜走的那个抢匪。那家伙眼角处有条疤,他已经牢牢地记住了。他明白,要实现这个愿望,要平复自己心中的愧疚,就必须当警察。而肖东昌和肖东昌所代表的一部分人的偏见,使他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一种隐隐的威胁。
当然,这是一种羞侮,一种对他的自尊的伤害。
周栓宝,做为警察的周栓宝,近来心情复杂而沉重。
他送刘海山出门的时候,乔家父子还在门口放烟花呢。在璀璨的烟花中,他感觉到了乔占魁那冷冰冰的眼睛和乔云标那贼溜溜的眼睛。
送走海山,他不言不语地在自己院里也点了一挂鞭,为的是驱驱晦气。
然后,他在毛主席像前点上了一对儿红蜡烛。过去这对儿蜡烛是点给财神的,现在,他心里信的只有毛主席。
他相信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日子肯定会一天天好起来,也相信这个社会也会一天天地进步。进步这个词儿是他新学的。可这种信念越坚定,他的心就越烦乱而且沉重。我总得做点儿什么呀,最起码我得将功补过吧,可是,我行吗?
别人相信我吗?
总这么想来想去,他那生理上的前一段有所缓解好转的毛病又严重了起来。而**的失败又使警察周栓宝多了一份心理负担。
新年了,新的一年该怎么样呢?
周栓宝和妻子王淑兰相对无语,默默地听着远远近近的鞭炮,看着时针向新的一年滑去。
“咱守到天亮?”
“嗯。图个吉利。”
“快两点了,你不再点补点儿?”
“那什么……给我烤个馒头吧。”
妻子起身去了。周栓宝半仰在被垛上,静静地看着那两根红蜡烛跳动的火苗儿,想着乱七八糟的事儿。
妹夫,老实木访的妹夫,在另一个分局的派出所当警察的妹夫,前两天挨了处分。妹妹生孩子,妹夫管片儿的居民们攒了份儿礼,妹夫便收了。怎么收的又怎么退了回去。妹夫昨儿来拜年时蔫头聋拉脑的。
“这是你的不对。”周栓宝说妹夫,“一再地强调纪律,这咱且不说,当年你穿上这身衣服时我怎么跟你讲的?得对得起自己。”
妹夫说:“可那是老街坊们的一片心啊,共产党难道不讲人情?”
周栓宝急忙制止:“瞎说!这是两回事儿。”
妹夫愣了半夭,窝窝囊囊地说:“共产党真好,可也真严,我受不了。”
周栓宝吓一跳。他想起李振国也常说这句话,不禁惊然。
妹夫走了,始终垂头丧气的。
送妹夫出门时,周栓宝不知怎么就想起那两个鸡蛋,当时心就往下一沉。
现在,心仍然是沉的,不因过年而轻松半点儿,也不因刘海山的来访和即将搬回耳垂胡同而欢愉片刻。
当警察,心就是重啊。
周栓宝有点儿自嘲地对自己说。
王淑兰进来,端着烤得焦黄的馒头和两碟儿典型的北京年菜:豆酱和炒酱瓜丝儿。
周栓宝坐起来,慢慢地吃。王淑兰坐在他对面,望着他出神。片刻,王淑兰苦笑了一下:“唉,这要有个孩儿在跟前闹腾着,多好,省得这么冷清。”
一句话,把馒头噎在周栓宝的嗓子眼儿,让他半天说不上话来。
过年,过年,过了半天还是那么心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