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四岁的时候,母亲黄素琼为了脱离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和小姑张茂渊出国留学。
在她的生命里,父爱缺失,“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母爱是小时候大洋彼岸寄来的漂亮衣服和新潮的玩具;是少女时对她学画画、弹钢琴、念英文的责严苛刻;是替她着色的小相片;是母亲离婚后奔波去小姑新潮的居所的兴奋;是做不到母亲的要求,会被当着客人面骂猪的时候的绝望;是达不到母亲的满意时母亲歇斯底里的失望和失控,以及戳心窝的刺耳责骂。
也许她只想要一段即便刺鼻却有人间烟火气息的亲情,然而她得到的却是言语不可描述的创伤,在夹缝里仰望人世间似乎唾手可得却又遥不可及的亲情。
有一回,她因为擅自到母亲家住了几天,回来后被继母责打,被父亲毒打,继而是长达半年的幽禁。
当她终于逃出家投奔了母亲,迎接她的也只是浅薄的温情,加之母亲越发拮据的生活,她眼看着来请求收留的弟弟被拒绝后落寞的身影,无可奈何也无能为力。母亲给了她两条路:嫁人或者读书。她毅然选择了读书。
她开始学习一切生活的技能,洗衣、做饭、搭公车、买菜、省钱。
她如履薄冰地不敢辜负母亲的期望,除了努力学习还是努力学习,终于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英国伦敦大学。
但战火最终阻断了她留学的梦想,张爱玲只好转入香港大学学习。而母亲这时候再一次选择为她自己而活,不再负担她的学费,去了新加坡。
在香港大学的时候,她过得异常辛苦,半工半读,精打细算。但即便如此,她仍能门门功课都考第一名。然而探访她的母亲,私自将她的800港币奖学金输掉了,这也输掉了她们之间那一点微薄的母女情:母亲自始至终都没问过她下学期的生活费和学费怎么办。
她的文章,不着痕迹地写尽世俗的尖锐冷漠。她笔下的女子,清清冷冷、世故、斤斤计较、精明、算计,点点滴滴都能寻到她从前生活的影子。
1941年香港沦陷,香港大学因此停课,次年张爱玲返回上海开始写作,从此登上了文坛。
1943年的一天,胡兰成在《天地月刊》读到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一见便为之倾倒。从主编苏青那里要到了她的地址,从南京到上海,他只身登门,但被张爱玲的姑姑挡了回去,他只好留下了自己的地址。
他没料到,第二天会收到张爱玲的约见电话。
“彼此知名,虽然初见,情分先熟。”这一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什么谈起来都有意思。从文学到生活,事无巨细,件件桩桩说起来都那样有生趣。
她送给他的照片背面写着:“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的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是怎样的舌灿莲花、腹满诗华,才会让出身名门的她低到尘埃里,开出欢喜的花?
胡兰成1906年出生在浙江乡下一个贫困的家庭里。纵然她生长在没落的贵族家庭里,胡兰成也让她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她的世界。
他不过只读过中学,所谓的“名士风流”也都是后来刻意的养成。如同他听贝多芬的音乐,即便是不喜欢也刻苦去听,努力听懂。
他赤手空拳在贫困的社会底层里挣扎打拼。1932年返乡时,原配妻子去世,他无力下葬,身世多艰中唯“放弃正义感,一心只想向上爬”。他也终有所得,在汪伪政府历任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政务次长、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中华日报》总主笔等要职。
曾经的苦难磨去了内心的纯正,只剩下“利欲”二字熏烤着心,贪婪地享受着曾经奢望过的一切。权力和女人,都是曾经穿过破衣烂衫的身体上不可或缺的锦袍。
他遇见她时,他在上海已经有妻子全慧文,在南京也有情人应英娣。他贪恋张爱玲的才华,爱慕那由内而外溢出的高贵和优雅,惊诧于她居所的华丽。他是最懂她的美的人,“她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
爱情也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事情。一个是感情世界空白、正渴望爱情的小女子,一个是实践出真知的情场高手。
多情、狂妄自大、**不羁又集合着渊博的学识,给他添上奇异的风采,再辅以处心积虑、恰到好处的言谈,独辟蹊径的挑剔,立刻就俘获了张爱玲。
她败下阵来,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是她也许以为自己会不同,她笔下精于算计的女子,从来不是她自己,她却毫无例外地同她们一样逃不过最悲凉的结局。或许她不屑于感情的算计,享受着剑走偏锋的爱情带来的冲击和新奇。
不得不说,他是懂她的人。他们整日整夜地聊天,那种“偶于蹊路相逢处,正似故人初见时”的快意和欢乐,“一夜就郎宿,通宵语不息”。
她孤傲清高,许是世间特立独行的女子,都会爱上让世人侧目的男子,如同她所说:“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的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这仿佛也是她爱情的写照,爱上的人,不管人好人坏,只要爱,什么都不重要。
胡兰成很快和妻子离婚,1944年仅凭一纸婚约,在张爱玲好友炎樱的证婚下与张爱玲成为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