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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希腊人的崛起（第1页）

第二章古希腊人的崛起

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对当今考古学发现的迈锡尼文明的灾难性结局一无所知。关于宇宙起源和那段远古时代，他们自有一套神圣的故事。这些我们称为神话的灾难故事发生在混沌之初，包括诸神的战争和大洪水。

追忆遥远的过去，古希腊人把他们的祖先与特洛伊人之间的特洛伊战争视为传说与史实间的分水岭。他们认为，特洛伊位于土耳其西北海岸，靠近达达尼尔海峡（Darda）。此后，古希腊贵族往往自称是参加过当年那场战争的勇士——比如埃阿斯（Ajax）和阿喀琉斯（Achilles）——的后代。古典时期的希腊学者为那场战争设定了年代。其中一种意见认为，特洛伊的陷落恰好发生在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407年，而首届奥林匹克盛会，按照注重历史的希腊人的推算，应该是公元前776年。如此算来，特洛伊的陷落就是在公元前1183年。

自施利曼以来，考古学家们已经在土耳其希沙利克（Hissarlik）找到了据信是古特洛伊的考古现场。他们在此发现了一个青铜时代晚期的重要城市遗址，该城曾被反复摧毁又重建。考古学家们认为，其中两次毁坏恰好发生在考古学确定的迈锡尼王国覆灭前后，也就是公元前13世纪左右，与古希腊人认定的特洛伊战争时间大致吻合。这使得很多杰出的学者相信，特洛伊战争是迈锡尼的希腊人对抗亚洲敌人的真实战争。

上述推论是否正确，目前尚无定论。后世的希腊人也将迁居视为希腊世界形成的重要一环，这个观点倒是有据可考。英文中的“希腊”（Greece）和“希腊人”（Greeks）两个词源于“Graecia”和“Graeci”，而后者乃是高傲的罗马人对希腊人的贬称。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到了他所知的这片被称为希腊的地区的早期情况：“证据表明，如今这个被称为希腊（Hellas）的国家在古时候并无定居人口；相反，迁居倒时有发生，面对优势外族的压力，很多部族欣然选择离乡背井。”[12]修昔底德认为，第一次大迁徙发生在特洛伊战争之前。他写道，80年后，“多利安人（Dorians）和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后裔成了伯罗奔尼撒的主人”。这些多利安希腊人是外来人口，被后来的斯巴达人（Spartans）自豪地认作祖先。

历史语言学和历史基因学两个领域的专家正致力于充实这些被后世希腊人反复提到的晦暗不明的传说。语言学家们早就指出，古代希腊人的语言与很多现代欧洲语言和亚洲语言——包括威尔士语和现代印度广泛使用的印地语——源出同宗，都来自一种消失的远古语言。因此，完全有这种可能，即后来发展成迈锡尼线性文字B以及修昔底德使用的希腊方言的史前语言，是从其他地方传入史前时期的希腊地区的。

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希腊新石器时期最早的农耕人口乃是外来者，他们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带来了原始希腊语。但就目前而言，DNA技术在考古学领域的日益发展则指向了另一种可能性。从史前人类遗骸得到的最新基因信息表明，公元前2500年左右，有大规模移民从欧亚大草原和黑海北部进入欧洲。对迈锡尼人DNA的进一步检测有可能帮助我们确定，迈锡尼希腊人的祖先是否就是在这次迁徙中到达巴尔干（Balkans）南部地区的。

在历史上，希腊境内有很多方言，这说明讲希腊语的不同族群是在不同时间抵达希腊的。修昔底德曾轻蔑地称，当时（公元前5世纪晚期）居住在希腊中部、操某种希腊方言的族群“说的土话比周边族群的方言更难懂”。公元前8世纪希腊书面文字重新出现后——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将在随后讨论——这些方言渐渐进入了历史的视野。石碑、陶器碎片上都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语言学家已识别出其中的五大“体系”，每一种都来自不同地域。

总体而言，同一种语言下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方言，且能同时共存，乃是因为该语言的使用者相对孤立地生活在其各自的群体中。我曾经任教的英格兰东北部就是这样一个方言丰富的地区。研究方言的学者们深入到盎格鲁人（Angles）、斯堪的纳维亚人（Savians）等群体中，发现他们的迁徙活动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可以一直追溯到罗马时代。此类移民活动往往也被用于解释古希腊地区方言的形成。

因此，专家们认为，语言学证据与后世希腊人自己关于古代移民的传说是相符的。古希腊人没有“方言体系”的概念，但他们知道彼此间说的希腊语不一样。修昔底德提到，当时“多利安”的后裔们说“多利克方言”。

现代学者定义的这五大方言体系中的第二种被称为“雅典-爱奥尼亚”（Attiic），这种方言在希腊大陆的雅典人中和爱奥尼亚人中非常常见。在历史上，爱奥尼亚希腊人曾定居在如今的土耳其伊兹密尔（Izmir）西部沿海地区，他们把该地称为“爱奥尼亚”。多利安希腊人把雅典-爱奥尼亚方言中的“e”发成“a”的音，把雅典-爱奥尼亚方言中结尾的“s”读成“r”，如此种种。

考古学家主要依赖陶器碎片来判断迈锡尼覆灭后希腊人的生活状况。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陶器制造水准下跌，造型粗陋，好像是出自家庭作坊。在贫困时期，陶器制造者和使用者的生活环境已无需精美的物品。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正是这种社会层面的崩塌。彼时希腊的境况或许可以比作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对政治体或联合体中人性丧失的残酷想象：“没有艺术，没有文学，没有社团，最糟的是持续不断的担忧以及暴力死亡的危险，生活变得孤独、贫困、下贱、粗野而短暂。”[13]

考古学家们从考古学发现以及出土文物突然呈断崖式减少的事实推断，迈锡尼覆灭之后，曾经的政治体也崩溃了。换句话说，希腊进入了黑暗时代。人口和社群锐减，存活下来的人愈加贫穷，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1050年左右，沉默的陶罐开始讲述一个带着希望的新故事。

希腊考古学博物馆里随处可见一种那个时期独特的陶器装饰工艺，称为几何学纹样。陶器表面画着同心环、回纹、波浪线、圆点等等图案。单凭装饰就能判断出这些陶器背后高超的工艺。该风格形成于公元前1050年左右，它的出现传递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希腊部分地区已重新具备了定居条件，文化开始慢慢复兴。

在随后的三个世纪里，这种装饰风格在整个爱琴海地区普及起来，并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有些考古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希腊几何纹样期”。很遗憾，我们对这些纹样的象征意义一无所知，只能假定它不止以单纯的装饰为目的。相关的猜想倒有不少，比方说，同心环和圆代表太阳，或者，整洁的花纹象征着对秩序的呼唤。

公元前1000年左右，希腊的另一端也出现了使用这种陶器的社会。我的第一份学术性工作是雅典不列颠学校下属一个研究中心的助理主任。我清楚地记得，1981年8月的一个早晨，我在办公室里听到一个惊人消息。各种报道纷至沓来，说一处由希腊和英国考古学家共同挖掘的考古现场遭到严重破坏。结果发现，是当地的一名土地所有者开着推土机忙了一整夜，打算在那片地上盖一栋避暑别墅。被勒令停工之前，他本计划着把一栋巨大的古代建筑的中间部分拆掉。

结果，希腊当局将该片土地充公，希腊和英国考古学家对剩余部分小心翼翼地进行发掘。此地就是位于古称优卑亚岛（Euboea）的海岸线上、雅典东北的勒夫坎第（Lefkandi）。如今，走进现代工棚的参观者能看见的只是一堆乏味的泥砖墙遗迹。

不过，参观者们一定不会对这个发夹形建筑的规模无动于衷。这栋庞然大物有46英尺宽、164英尺长——相当于现代足球场长度的一半。考古学家估计，建造者们为此花费了数百日，其初衷就是要博人赞叹。不过，真正让考古学家们吃惊的是它的建造时间之早。根据此地出土的几何纹样生物形状的陶器推测，该建筑建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

它的结构与早期的希腊建筑毫无共性。最近的研究表明，建筑周围可能曾有一圈木围栏，而非较为常见的木质游廊。此处考古现场还出土了一件生物形陶器，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马，它是已知最早的半人马——后世希腊作品中描绘的神话角色——造型。此外，该考古现场的所有发现中最重要的当数建筑中的两处墓葬。

挖掘者们在同一眼地下墓穴中发现了一名土葬的女性和她的伴侣——一名火化的男性。从陪葬品判断，他们的地位相当显赫。陪葬品中包括一把来自近东的象牙柄匕首，以及一些“古董”。一件是塞浦路斯出产的迈锡尼青铜碗，另一件是实心的金护颈，显然出自1000年前的巴比伦工匠之手。

这批惊人的发现仍在被研究人员讨论着。公元前1000年左右，希腊的这一地区曾再度繁荣，且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出现了富有的贵族阶层。他们享有命令下层劳工、获取象牙等舶来品的特权。当时的船舶似乎就是利用这些沿岸岛屿卸载（或许也装载）远洋贸易的货物。贵族阶层所拥有的稀世珍宝和繁华葬礼凸显着他们的社会地位。有考古学家推断，这对夫妻生前曾住在这栋发夹形建筑里，最后将它推倒在他们的坟墓之上，相当于从仪式上“杀死了”[14]该建筑。

勒夫坎第的考古发现将我们引向了两首诗歌，它们被视为现存的希腊几何风格时期最后的遗产。我曾任教的那所大学的院部里有一尊蓄着胡须的盲眼老人的半身石膏像，它熬过了年复一年的糟糕日子和学生派对，居然毫发无损。这尊批量制造的现代雕塑再现了古希腊雕塑家对哲人般的盲眼智者荷马（Homer）的想象。早在古代他就已然是个传奇人物，但专家们对是否真的有荷马其人仍意见不一。

那两首被古人归在他名下的诗歌是现存最早的古希腊文学作品，也是整个西方世界最早的文学作品。《伊利亚特》展现了10年特洛伊战争中的重要时刻。《奥德赛》（Odyssey）描述了一名希腊勇士经历10年特洛伊战争之后在归家途中的历险。只要想想好莱坞对这两首史诗的重新演绎——最近一次是2004年的影片《特洛伊》——就可知它们在世界文化领域的地位。

我有一本从我高祖父那里继承来的荷马史诗的译本。该书出版于1801年，是本三卷本的口袋书，每卷上都有高祖父行云流水的签名。这个译本曾经非常流行，译者是1744年去世的英国诗人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Pope）。当年他着手翻译荷马的作品时才20多岁。

波普自由奔放的译文大致体现了原作的风格。他气势宏大的英文句如今读来颇有18世纪的传统气息，字里行间多多少少捕捉了荷马为后世希腊人留下的古韵：

女神啊，请歌唱阿喀琉斯的怒火，

那一怒给希腊带来无尽的苦难，

将勇士的英魂

送往普鲁托（Pluto）的冥府；

是谁的遗骸被抛弃在荒凉的海岸，

被野狗吞噬，秃鹫撕咬；

既然伟大的阿喀琉斯与阿特柔斯（Atrides）相争，

这便是主宰一切的厄运，这便是宙斯（Jove）[4]的意愿![15]

荷马描绘了一个类似于北欧神话中的传奇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女神、超自然生物与能征善战的人类英雄分享着同一个舞台。这部作品在意识到我们平凡的命运后，流露出痛苦的人性：

凡人好似树上的叶子，

年轻青翠，如今飘零；

化作春泥。[16]

除了诗文的普世与不朽，荷马也为考古事实提供了生动的描摹。他如此描述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的头盔：

精良的头盔，带着皮革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