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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甜酒巷(第1页)

甜酒巷不长,从炊饼冯的铺子到巷尾那棵两人合抱的老槐树,拢共不过两百来步。步子迈得急些,一口气就能从这头跑到那头。可就在这两百来步的地界上,挨挨挤挤地住着、活着常州城西最鲜活的一群人,日子在这里被过成了稠粥,咕嘟咕嘟冒着市井的泡,飘着烟火的气。

巷口把着门户的,是炊饼冯的炊饼铺和赵铁匠的铁匠炉,一左一右,像两位门神,只不过一位慈眉善目,蒸腾着白汽和麦香,另一位则黑面虬髯,整日叮当作响,敲打着火与铁。

炊饼冯大号冯润,人如其“名”,生得圆润富态,一张脸总像刚出笼的炊饼,暄软,带笑。他的炊饼是西门一绝,面发得恰到好处,不酸不塌,蒸出来又白又胖,手指一按,能慢慢回弹,留下一小窝温柔的凹陷。咬一口,面香扎实,若是再夹上两片他自家秘方卤的、肥瘦相间的酱肉,配上几根脆生生的腌黄瓜条,那便是甜酒巷住户们清早最大的念想。他的铺子天不亮就亮起灯,石磨磨豆的“咕噜”声和面缸里拳头捣面的“砰砰”声,是唤醒甜酒巷的序曲。冯七常挂嘴边的话是:“吃食和做人一样,用料要实在,火候要耐心。急不得,也糊弄不得。”这话,后来陈灿在配火药时,常常无端想起。

对门的赵铁匠,大号赵大锤,是另一种“实在”。他四十出头,膀大腰圆,两条裸露的胳膊肌肉虬结,油亮黝黑,真比寻常人的大腿还粗。他打铁时,上身只穿一件无袖的褂子,火星子溅到古铜色的皮肤上,也只留下个白点,他浑不在意。一把沉重的铁锤在他手里,仿佛没了分量,抡起来带着风声,砸下去又准又稳,“铛”一声脆响,烧红的铁块便服服帖帖地扁下去一分。他说话也像打铁,从胸膛里震出来,嗡嗡的,带着金属的质感,粗粝,干脆。巷子里的孩子既怕他又爱凑近看,怕他那能把屋顶灰震下来的大嗓门,又爱看他打铁时那流畅有力的动作,以及淬火时“嗤啦”一声腾起的巨大白汽。赵大锤手艺好,打的锄头、镰刀经用,打的菜刀锋利,但他偶尔会对着打好的农具发愣,嘟囔一句:“这玩意儿,也就伺候伺候地。啥时候,也得打点别的……”

往里走,左手边是一家门脸小小的杂货铺,油盐酱醋,针头线脑,顶针麻绳,零零碎碎,却样样俱全。老板娘姓李,巷子里都叫李姨,是个热心肠也爱打听事的妇人,谁家孩子夜里哭闹,谁家汉子多喝了二两,谁家灶上缺了盐醋,她似乎都知道。她嘴碎,但心不坏,巷子里谁家一时手头紧,赊个账,她摆摆手也就过了,只在心里那本无形的账上记一笔,从不当面催讨。

右边,是甜酒巷得名的“遗迹”——一家豆腐坊。铺子前身是酒坊,老辈人还能咂摸出点传说里的酒香,如今早已被清甜的豆腥气取代。做豆腐的老周是个沉默的瘦高个,每天三星还在天边挂着,他家的石磨就“咕噜咕噜”转起来,声音沉闷均匀,像是这巷子沉睡中的鼾声。天蒙蒙亮,第一板雪白水嫩的豆腐就出来了,豆香扑鼻。一碗滚烫的豆浆,撒上几点粗砂糖,是甜酒巷清晨最廉价也最熨帖的享受。老周话少,收钱递货,动作利落,只在看到有母亲牵着刚睡醒、揉着眼睛的娃娃来买豆浆时,浑浊的眼里会闪过一丝极淡的笑意。

再往里,左边是篾匠老吴的家兼铺面。门口总堆着劈好的青竹,散发出清新的竹香。老吴是西门一带数得着的篾匠,手指粗糙却异常灵巧,破竹、分篾、刮青、编织,动作行云流水。他编的竹篮,底子是双层的,密密实实,装上几十斤东西也不变形;编的凉席,篾条刮得光滑如镜,夏天躺上去,凉意丝丝渗入,比什么绫罗绸缎都舒服,席面上还能用染色的竹篾编出“卍”字、回纹等各式花样。老吴有个独女,就是阿香。阿香从小跟着父亲,手也巧,七八岁就能编出像模像样的蝈蝈笼子,引得巷子里的孩子用零嘴、玩意来换。但阿香似乎更喜欢偷偷摆弄母亲留下的那副绣架,虽然针脚总是歪歪扭扭,她却乐此不疲。老吴有时看见了,会叹口气:“这女红,没个正经人教,瞎琢磨,比你编竹器的手艺差远了。”阿香就红了脸,把绣了一半的帕子藏到身后。

老吴家对面,那一排青砖黛瓦的住家户里,有一扇不起眼的黑漆木门,门上贴着一副褪了色的红纸对联,字不算好,但筋骨硬挺:“巧手制得千般彩,匠心点出万朵花”。这便是陈灿的家,也是陈记烟火的作坊。推门进去,是个狭窄的过道,通向后院。过道两边堆着些杂物,空气中常年弥漫着一股复杂的、独属于烟火匠的味道。这味道,甜酒巷的人闻惯了,成了辨认陈家的一部分。

巷子尽头,便是那棵不知活了多少年月的老槐树。树干粗粝皲裂,要两个大人才能合抱,巨大的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巨伞,夏日里投下的浓荫能遮住半条巷子。这里是甜酒巷的“公所”,也是消息集散地。每到饭点,各家各户便端着碗出来,或蹲或站,聚在树下,一边扒拉着碗里的饭食,一边东家长西家短地闲扯。从城东绸缎庄又进了什么时新料子,扯到城西菜市的菜价涨了几文;从朝廷里某个大官又被御史参了,聊到巷尾刘家媳妇又生了个大胖小子。陈灿小时候最爱挤在大人堆里听这些,觉得比说书还有趣。他爹老陈偶尔也端着碗出来,蹲在人群边缘,闷头吃饭,很少插话。只有一回,老陈不知是累了还是怎的,多喝了两口自家酿的米酒,话多了些,看着头顶槐树茂密的叶子,含糊地说:“常州这地方……好啊,有运河,有田地,只要肯下力气,饿不死人。就是……离临安太近了。朝廷打个喷嚏,咱们这儿就得跟着风寒。”那时陈灿还小,不懂为啥离都城近反而不好了,只觉得爹说完这话,深深地、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口气里带着酒意,也带着一种他当时还不明白的沉重。

后来,陈灿渐渐懂了。咸淳六年(1270年)春天,临安闹时疫,死了不少人。瘟疫顺着运河上的船只,悄无声息地溜进了常州城。一夜之间,好几个靠近码头的人家倒下了,发烧,说胡话,身上起红斑。消息像风一样传开,药铺前立刻排起了长队,药材价格飞涨,人心惶惶。就在这时,又是唐家站了出来。唐善人(那时他还不是“善人”,只是城里颇有名望的乡绅)牵头,联合几家大户,出钱出药,在几个城门附近搭起了粥棚和药棚,请了城里几位有名望的郎中坐镇,免费给过往行人、特别是穷苦人家施药。

唐善人自己,穿着一件半旧的绸布长衫,挽着袖子,亲自站在城门口的药棚下,一碗一碗地将褐色的药汤递到伸过来的、或肮脏或颤抖的手中。他的嗓子很快就哑了,说话像破风箱,呼啦呼啦的,可脸上还是那副温和的、甚至带着点歉意的笑容,仿佛给人添了麻烦的是他自己。

那年陈灿刚满十二,正是猫嫌狗厌的年纪,跟着几个半大孩子挤在药棚边看热闹。唐善人端着一碗药汤,越过许多只手臂,递到了他面前,还伸手摸了摸他刺猬般的头顶。老人的手掌厚实,温暖,带着淡淡的药草味。

“喝了吧,孩子,喝了不生病。”

那药汤黑乎乎的,凑近了闻,一股冲鼻的苦涩直钻脑门。陈灿皱着脸,小小抿了一口,苦得他舌头都麻了,差点吐出来。可唐善人就那么笑眯眯地看着他,眼神温和,像冬日的阳光。陈灿捏着鼻子,憋着气,咕咚咕咚灌了下去,喝完龇牙咧嘴,半天没缓过来。

“好孩子。”唐善人哑着嗓子说,又转身去端下一碗。那嘶哑的声音和温和的笑容,陈灿记了很久。

后来,唐善人死了。

今年二月,元军第一次打过来,占了常州,要大户“捐”粮。唐善人梗着脖子,说了句:“粮是活人命的东西,没有白白送与强盗的道理。”当天下午,元军的刀就砍下了他的头,家产被抄掠一空。

消息传到甜酒巷时,赵铁匠砸断了手里正在打的一把锄头,炊饼冯蒸笼上的白汽半晌没动,老吴编竹篾的手停了好久,陈灿则把自己关在作坊里,对着那些硝石硫磺发了一下午的呆。他想起那碗苦药,和那只温暖的手。

赵铁匠或许是巷子里最先嗅到战争气味的,不是因为他消息灵通(他从不关心巷子外头的事),而是因为找他打刀的人,忽然多了起来。往常一年到头,也打不了几把像样的刀,多是菜刀、柴刀。可那阵子,几乎天天有人来,红着眼睛,压着声音,要打刀,打枪头,甚至要打箭镞。赵铁匠觉得不对劲,拉住一个熟识的泥瓦匠问:“老哥,打刀做甚?要上山砍柴?”

那泥瓦匠眼神躲闪,支吾半天,才压低声音说:“赵师傅,您还没听说?外头……外头传得厉害,说北边的鞑子又要打过来了,比上次人还多!咱……咱不得备着点家伙防身?”

赵铁匠手里的大锤停在了半空。他看了看眼前这些人,都是平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街坊,卖菜的,拉车的,泥瓦匠,木匠……都是些本分人,平日里杀只鸡都手抖。

“鞑子来了,你们拿把刀,顶啥用?”赵铁匠的声音像铁锤砸在砧板上,又硬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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