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和保障
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具体表现在农业依然基础薄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等方面。因此,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农业现代化将是“四化”同步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
在国家推进生态文明的战略下,中央特别强调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
中国现代化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多数农民的城镇化;最大的风险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而农业和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必须统筹解决城镇化与“三农”问题,努力缩小工农城乡发展差距,尽快补上农业这条“短腿”,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城镇化进而为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奠定更为牢固的基础。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有成效的城镇化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城镇化与“三农”问题涉及解放生产力,逐步消除城乡差别与城乡间的不公正、不公平,合理调整和配置产业结构并促进现代化。
2014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出的第十一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文件紧紧围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突出强调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政策、新举措,必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农业增产、农民富裕、农村繁荣注入新的活力。
“一号文件”吹响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集合号,我们要奋发进取,锐意创新,力争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取得新突破,在现代农业发展上取得新成就,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取得新进展,迎接“三农”发展新的春天。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转型期,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困难挑战增多。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尖锐;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更加紧迫;让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跟上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步伐成为当务之急。问题倒逼改革。“三农”发展的诸多难题,依靠改革才能破解;农民群众的新期盼,依靠改革才能实现。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要始终把改革作为根本动力。新一轮农村改革,针对的病根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瞄准的目标是健全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把握的要义是城乡统筹联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一号文件”提出的改革措施既立足当前,也着眼长远,重在为“三农”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当前的农村改革,要啃的都是“硬骨头”,要打的都是“攻坚战”。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鼓励探索创新,坚守底线,试点先行,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各地农村情况千差万别,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一刀切”、不追求一步到位,允许采取差异性、过渡性的制度和政策安排。
(一)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必须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
从主要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不难发现,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同时,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集约化程度,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此外,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农业人口收入水平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也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目前,一些国家的城市之所以患上“城市病”,恰恰是因为农业现代化没有跟上。
回顾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集中发展城市工业来建立基本的工业体系,还是改革开放后通过农村改革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城镇化的进展与经济的发展是基本匹配的。但与工业化发展程度比较起来,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比较慢,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和工业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农业和农村。在市场自发作用下,农业和农村本已相对缺乏的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会迅速向工业和城市流动,特别是向大城市聚集。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与扩张,工业用地急剧增加,每年都有大量土地包括耕地转入城市和非农产业。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资金原本就严重缺乏,农村的存款仍在大量进城,几乎所有的县都存在着大比例的存贷差。大量农村人才特别是年轻劳动力进城打工,在为农民增加就业和收入的同时,也导致了农业高素质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失,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主要靠留守老人和妇女种田的情况。
工业化、城镇化使农村的生产要素进城,是许多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普遍现象。因此,实践中一定要统筹城乡发展,防止因强调城镇化而忽视农业、农村、农民,防止各级干部注意力转移而导致资源要素配置偏离。
现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逐步消除,基本实现了商品平等交换。但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要素不平等交换仍然存在,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
首先是土地。城市建设、工业项目、开发区从农村征用了大量土地,尽管征地补偿费用在逐年提高,但还是大大低于土地市场价格,土地征用和开发转让过程中大量的级差地租被转移到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很多地方的城市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用的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这是一个不平等交换。
其次是劳动力。每年有2。6亿农民外出打工,其中1。6亿进城打工。近年来由于中央高度重视,制定了若干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性文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逐年提高,社会保险也在逐步增加。但与城市职工相比,与企业利润收益相比,农民工的工资还是偏低的,社会保障水平也是偏低的。农民进城打工留给城里的“剩余价值”也是巨大的。这又是一个不平等交换。
再次是资金。一方面,农民和农业积累的有限资金转为存款大量流入城市,流入工业项目,而农业发展缺乏资金支持,农民普遍贷款难。另一方面,因为资金缺乏,农民贷款融资成本又比城市高。农村信用社是农业贷款的主力军,为了鼓励农信社增加贷款,不得不给他们一个利率上浮的政策。至于农民借用地下钱庄和“抬会”的钱,所支付的利息就更高了。这实际上又是一个不平等交换。
应该说,要素的不平等交换是农业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城乡利益不均等的突出表现。这些问题都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
工业和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由此积累起来的财富,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发展,我们国家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也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扩大了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都对农业产生了强大的拉动作用。城镇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农产品需求增长,拉动农产品价格上行。
工业化对中国来说,并不是多么遥远,城镇化也不是搞不了,关键看怎么搞。但不管怎么搞,现在有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必须要搞好农业现代化。
周总理在1963年就提出,要实现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但现在很多地方,甚至地方官员都不敢提“农业现代化”这五个字。能够敢于直接提及农业现代化的,都是挺不错的地方。比如说浙江省,浙江省现在提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提出后,还得有规划,不能光喊个口号就结束了,就像现在路边墙上贴着治污减排,贴了牌子不行动是不行的,不能沉浸于形式化的东西。
如果不把农业现代化搞起来,城镇化也实现不了,就像夹生饭一样,做不熟工业化这块儿,甚至不仅做不熟,还可能掉到陷阱里去,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要依靠现代农业来保证全国对农业的产业需求。这样下来,我们才能支撑新型工业化的实现,才能确保我们所要的新型城镇化的实现。这个基本问题解决了,我们中国的社会就能够顺利转型,由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转向一个真正的工业化社会,一个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