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三 城镇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第2页）

盲目“造城运动”致城镇化效率低下。各地在大张旗鼓进行城镇化同时面临的一个颇为尴尬的现实是，众多县级市要建超高层写字楼、大搞“城市综合体”。另有一些城市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幌子，以建设工业园区为名，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为目的，大搞扩城、造城运动。

不少地方采取“摊大饼”的方式推进城市化，把各种产业都堆在大城市里面，搞“造城运动”。结果不论城市建设还是城市运营，都效率低下，使城市化和工业化受到了成本过高的阻碍。

过去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走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之路。

3。城镇化不是盲目建设新城新区

对于城镇化，还得理解好“城”的定位，弄个旧的城，再弄个旧乡，再怎么结合，都不是正确的发展路子。我们现在对于“城”和“乡”都理解不够，因此进行了许多城镇化的试点，例如建新区，鄂尔多斯新区、呈贡新区、金阳新区等等，走了些弯路。这些新区中的许多地方，建立时不曾考虑市场问题，因此成为无人居住的“鬼城”。

如果将城镇化作为大搞“造城运动”的手段，结果可能新城涌现了，但农村衰落了。如果将城镇化作为发展房地产的手段，结果可能房价起来了，但内需下去了。

一些地方以城镇化为名，行扩建新城的冲动，和真正的城镇化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相干。因此，在“人”与“城”的关系上，应明确一个逻辑次序，要先有“化”人，后有扩城。离开“化”人的因素，“城镇化”就可能成为只“圈地”、不“化”人的幌子。

目前的新城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过多过大过滥，在竞争条件下很难实现规划目标。（2）标准过高，没有那么多可支撑的高素质产业和高素质人口。（3）政府财政压力增加，风险逐渐显化。（4）新城新区建设冲淡了中央城镇化战略解决人口城镇化问题的初始目标。

（三）“城市病”困扰着城镇化

近年来，一些特大城市规模无序扩张，人口压力过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超过极限，环境污染、居住拥挤、交通堵塞、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凸显。此外，一些地方盲目追求GDP，忽视城市综合发展，阻碍经济结构的升级，导致中国式的城市病。

一些大城市痼疾缠身，风貌消失，交通梗阻，食品垃圾化，社会矛盾显性化。在“蚁族”、房奴、车奴、口罩族的背后，“宜居”似乎近在眼前又似乎渐行渐远。

1。大城市和中小城镇都存在城市病

2013年以来，雾霾成为中国不少城市有史以来空气质量最糟糕的表现，多个城市的居民已被警告尽量减少外出时间。另外，据《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3）》指出，全球人口日益集聚在城市，到2050年预计平均每个城市居民每年花在交通拥堵上的时间将达到106小时。

大城市的硬伤当然还远不止于空气和交通，城市病症的治理已成为城市管理者亟需破解的课题。

例如：住房紧张，房价不断快速上涨，大批“居士”无居室，高房价增加企业成本，促使物价上涨；争地、圈地造成紧张气氛，使可耕地减少、土地荒芜、河湖面积和湿地面积缩小，甚至消失；水资源日趋匮乏，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而蓄水能力降到极限，不得不采取耗时、费力、消耗可耕地、花费巨资的引水工程；物价上涨、食品安全问题增大；交通拥堵、事故增多、产生多种危害、污染空气、危害社会秩序；“三废”成倍增长，环境严重污染，热岛效应使市区空气污染加剧，林立的高楼大厦群致使空气流动不畅，促使频发的雾霾加重；居民健康受到危害、与呼吸有关的多种疾病有上升趋势、“空气污染致癌”，如非典、禽流感等高危传染疾病的传播与对其及时、有效控制的难度增大；教育、卫生医疗资源的增长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导致异化发展，还会造成学区附近房价暴涨；火灾、停电、地面沉降、垮塌等灾害与管道事故增多，地基的不稳定性大大增加；承载千百年历史和文化的名胜古迹，惨遭毁坏；就业难度增大、待业人数不断上升、林立的高楼大厦群与低矮的棚户区和拥挤的群租房并立、收入与分配不公的差距不断拉大，导致日益严重的心理不平衡；维护社会秩序、城市治安、社会稳定的难度增大；城市管理体系面临巨大的挑战，易陷入顾此失彼的无序漩涡。

与此同时，中小城镇吸纳人口有限。近年来，小城镇人口比重不升反降，城市重规模扩张，轻服务管理，城市空间利用效率偏低，基础设施管理运营水平不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

上述各种问题，随着人口的增加，还在不断发展，而且它们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还会产生连锁反应，具非线性。

此外，还有很多尚未显露的不确定因素以及认识不到位的各种因素。在人口高度密集区，出现任何失误、发生任何灾害，后果都是极其严重的。因此，还应做好备战、防灾，人口密度与受灾程度成正比。

2。城镇规模和层级发展不协调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我国“城市群布局不尽合理，城市群内部分工协作不够、集群效率不高；部分特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不足，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从我国城镇化的形态看，不同规模和层级的规模发展不协调。多数的城市群，如环渤海、珠江三角洲、长三角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实力比较强，但就全国整体来讲，大多数中小城市还处于城镇化的初级发展阶段，吸纳人口能力还不足，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现如今，我国不乏人口数量超过500　万的大城市，然而这些城市普遍面临较为严重的“城市病”问题，而众多的建制镇和集镇规模太小，发展动力不足；中间规模的城镇数量缺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缺乏必要的过渡环节，城镇规模和层级发展表现出不协调。

（四）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非农化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产城融合不紧密，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不同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工业化通过拉动就业、增加收入、改变土地形态等方式影响城镇化，两者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近些年，各大中城市加大工业园区建设，注重产业发展，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差距在逐渐缩小，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城镇化率为51。27%，工业化率为46。8%，二者之差在5%以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城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限制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城镇化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但与此同时，优先支持工业化的体制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一直存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

到2012年，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衡量，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但用城镇化率衡量，我国城镇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只有52。6%，还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很显然，我国的城镇化已经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

1。城市产业缺乏或产业升级调整导致就业问题突出

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资源集中用于城市建设，或者是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来扩大城市辖区面积，忽视产业发展，造成城市发展中的产业缺乏，创造的就业机会不足；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资本密集程度提高阶段，资本投入迅速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加快，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较以往降低。另外，进城务工农民由于技能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其就业问题一直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难题。创造稳定就业机会是城镇化最大挑战。

无疑，推进城镇化进程，创造稳定就业机会，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推动，通过制度变革，在农民工去城市就业的现状基础上，加强基本社会保障，提高身份认同；更需要经济体本身强大的内在动力驱使，大量创造稳定就业的机会，真正促使农民工向市民的有序转变。因此，在中国如此庞大人口规模基础上推进城镇化进程，更需要改革创新的大无畏勇气和谨慎态度。

2。产业支撑城镇化还是城镇化服务GDP

推进城镇化，必须加强产业支撑，才能提升转化农民、吸纳就业的能力，筑牢城镇化的经济基础。但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捡到篮子都是菜”。比如在某县省级小城镇试点镇，满眼都是大拆大建，厂房林立，采矿、水泥和冶金等落后产业与汽车、光电等企业混杂在一起。据镇负责人介绍说，该镇实际城镇化率已经达到96%，4万多人中农业人口已不足4%。之所以力争进入小城镇试点镇，是为了将小城镇试点的优惠政策向该镇的工业园区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