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
“是确认。”林栖说,“确认第27台,不是常规手术。确认第27台,是打开一扇门。”
“什么门?”
“真相的门。”林栖说,“你的心脏上的疤痕,是锁。我的手术刀,是钥匙。”
周维仁的嘴角动了一下。向上移动了大约1毫米,像手术切口愈合时的轻微收缩。他说:“你的钥匙,还稳吗?”
林栖说:“还稳。”
她用了“还”字。和他在术前谈话时用的那个字一样。
周维仁说:“还。”
“是。”林栖说,“还稳。”
“还能稳多久?”
“到第27台。”林栖说,“第27台之后,我不确定。”
“第27台之后呢?”
“第27台之后,”林栖说,“第28台。”
“第28台是什么?”
林栖没有回答。她转身,走向门口。她的手放在门把手上,停顿了0。3秒。0。3秒后,她拉开门,走了出去。
在门口,她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她说:“第28台,不是手术。是结束。”
门在她身后合上。声音很轻,像锁扣咬合。
周维仁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被阅读灯照亮了一半,被监护仪的绿光照亮了另一半。他的右手放在腹部,左手放在右手上。不是测试,是休息。他的左手能感受到右手的心跳——不是心跳,是起搏器的脉冲。他的心脏起搏器在三个月前植入,因为肿瘤压迫了传导系统,导致二度房室传导阻滞。三个月前。和他确诊肿瘤的时间一致。
他数了十二下脉冲。十二下后,他闭上眼睛。
十二下。和林栖数震颤的次数一样。
走廊里,林栖站在窗口。背对着病房,右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左手拿着那张折叠的脑电图记录。她看着窗外。窗外是医院的后院,银杏树的叶子已经全落了,树枝在下午的阳光里是黑色的,像被丢弃的血管造影图像。
她展开纸。再看一遍。
2到3赫兹的低幅波。2:47的尖波。80微伏。陈牧野的签名。“无自主电活动。符合脑死亡诊断标准。”
她不需要再看。她已经记住了。但她还是再看了一遍。
她用手机拍下这张纸。拍照的声音很轻,像手术中器械护士递器械时的手指轻叩。她拍了三张。不同角度,不同光线。然后她把纸重新折叠,放进白大褂口袋。这次放得深了一些,在口袋的最里面,贴着手术服的布料。
她的左手在口袋里,用食指在裤缝上轻轻划了一下。
不是打勾。不是问号。不是叉。不是点。不是数字。不是字。不是符号。
是一个动作。她握紧拳头。握紧,然后松开。握紧,然后松开。重复了三次。像一台被反复测试的机械臂,在确认自己的功能状态。
第三次握紧后,她没有松开。她保持着握拳的姿势,站在窗口,看着窗外的树枝。她的右手在口袋里,握着那张纸,手指压着纸的边缘,像压着一块出血点。
她没有松手。
走廊的另一端。楼梯口。
砚山站在那里。他看到了她的左手在口袋里握紧、松开、握紧、松开。他看到了她站在窗口看了十分钟的树枝。他看到了她没有移动,没有离开,只是站着。
他没有走过去。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他找到之前的记录,在“1999。11。17”下面加了一行:
“16:00。病房。脑电图原件。陈牧野签名。尖波。80μV。2:47。”
然后他加了一个字:
“纸。”
不是问号。是陈述。但“纸”字后面,是所有被复印、被折叠、被藏了二十五年的记录。
(第二十七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