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认识他。三年了,她每周来三次,举牌子,看每一个进出的人。她见过他很多次,但她不知道他是谁。她只知道,三年前,她丈夫死在手术台上,有人说是麻醉的问题,有人说是手术的问题,医院说“无责”。她不知道具体是谁,她只知道,她需要一个名字。
砚山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他打开相册,翻到一张照片。照片是三年前的调查结论,扫描件,PDF转图片。他看着照片上的文字,看了五秒。
然后他做了一个动作。他走向那个女人。一步。两步。三步。他站在她面前,距离她大约一米。
他说:“我是砚山。”
女人的眼睛动了动。她看着他的脸,看了三秒。三秒后,她说:“谁?”
“砚山。”他说,“三年前,你丈夫手术的麻醉医生。”
女人的瞳孔收缩了一下。收缩了大约0。5毫米。她的手举着的牌子晃动了一下,像一台被突然调整了参数的呼吸机。
她说:“你?”
“是。”砚山说,“我。”
女人沉默。沉默持续了五秒。五秒里,秋天的风吹过银杏树,叶子落下,有一片落在她的牌子上,盖住了“真相”的“真”字。
她说:“为什么告诉我?”
砚山说:“因为三年前的调查结论是‘无责’。但我知道,我有责。”
“什么责?”
“我没有听。”砚山说,“主刀医生质疑我的肌松药剂量。我没有减少。患者术后肌松残留,呼吸衰竭,脑缺氧。死亡。”
女人的手在抖。抖得牌子在空气中发出轻微的摇晃声,像手术中监护仪的报警。她说:“你为什么不听?”
“因为监测数据正常。”砚山说,“TOF44。正常。我认为主刀医生看错了。”
“她看错了?”
“她没有看错。”砚山说,“是我错了。”
女人的眼睛红了。不是哭,是血充进了结膜血管,像手术中电刀止血时的组织反应。她说:“你告诉我这些,想让我原谅你?”
砚山说:“不想。”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
砚山说:“继续举牌子。”
“继续?”
“是。”砚山说,“继续举牌子。继续问真相。因为真相不只是我。还有别人。”
“谁?”
砚山说:“我不能说。但我正在查。查到之后,我会告诉你。”
女人看着他。看了很久——久到又一片银杏叶子落下,盖住了“还”字。
她说:“我等你。”
砚山说:“不用等很久。”
女人说:“三年都等了。不差这几天。”
砚山转身,走回旋转门。他没有回头。他知道她还在那里,举着牌子,看每一个进出的人。现在她知道了他。但她不知道全部。
他走进旋转门,门在他身后合拢,发出一声轻微的“咔”。
他回到办公室,坐在电脑前。他打开三年前的手术记录,翻到麻醉记录页。他看着那行字:“肌松药:罗库溴铵,50mg诱导,15mg维持。TOF44。”
他在那行字旁边,用红笔写了一个字:“错。”
然后他合上记录,关灯,起身离开。
上午9:00,心外科走廊。
林栖从病案室回来,手里空着。她走到拐角处,看到砚山从旋转门方向走来。他的白大褂是整齐的,扣子系对了,但他的眼睛是红的——不是哭,是缺觉,或者像那个举牌子的女人一样,结膜充血。
两人在走廊中间相遇。相距一米。
林栖说:“你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