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便条叠好,站起身拿外套。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我与他同时看向壁炉架上的钟。
八点十一分。
“巡警?”我问。
“也许。”
楼下传来开门声。
哈德森太太与来客说了几句话。我们听不清内容,只听见一个年长男人的声音,温和、清楚,带着一种不慌不忙的礼貌。
随后是上楼的脚步声。
我的朋友没有立即去开起居室的门。他把外套放回椅背,走到桌旁,将那只白瓷杯移到了靠里的位置。
哈德森太太敲了敲门。
“福尔摩斯先生,有位先生来找您。”
她打开门。
来客是个高个子的老人,头发与胡须都很长,披着一件式样颇为古怪的深色外衣。一副半月形眼镜架在他那不太笔直的鼻子上,镜片后面的蓝眼睛迅速扫过屋内。
他的目光停在我怀里的孩子身上。
那一瞬间,我看见他脸上的从容稍稍松动了。
“谢天谢地。”他说。
哈利望着他,嘴里还咬着木环。
福尔摩斯站在桌子另一边。
“您认识这个孩子?”
“是的。”
“那么,请先告诉我们您的姓名。”
老人收回目光,向我们略一点头。
“阿不思·邓布利多。”
福尔摩斯看了一眼桌上的记录。
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在那封凭记忆补写的信末尾,正留着一个未写完整的名字。
“很好。”我的朋友说,“我们正有一些问题,恐怕只有您能够回答。”
“我想,您一定已经读过那封信。”
福尔摩斯没有立刻说话。
老人看向壁炉,再看向桌上的杯子。
“啊。”他说。
我发现,这个简单的字,在某些早晨里确实可以包含相当丰富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