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不爱他,这时候张兆和大可以彻底和他断绝关系。但,她没有,她选择了原谅。他们的婚姻还是在摇摇摆摆中走了下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沈从文和一批知识分子逃出被日军占领的北平,一路向南最后到达昆明。张兆和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北平,沈从文热切地等待着她和孩子的团聚,却一直等不到。
时局动**,除却牵挂还有一丝忐忑。他还是不自信的,他的信里除却思念开始有了抱怨,甚至说如果她有了更好的人选他也不会阻拦。
可此时大儿子才三岁,小儿子不过才出生几个月,她还要照顾小姑子和他朋友的女儿。烽火连天的时代里,一个女子负担着这么多,跋山涉水岂是容易的事情?
她太了解他的天马行空了,嫁给他之后,她用自己的爱去包容了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全部情怀,放下了所有能发展自己的途径,一个家庭中注定有一个人要付出得多。
他希望她为人母后还能有所精进,进行翻译工作,她告诉他:“你说译书,现在还说译书,完全是梦话。一来我自己无时间无闲情,再说译那东西给谁看?谁还看那个?”
她照顾孩子,精打细算、理顺生计已是不易,还要应对他时常的大手大脚、仗义疏财。
落在纸上的,始终都是精神臆造的美好,与现实一个交手,都会统统败下阵来。他抱怨她只爱他写信,她也抱怨过那个爱干净、生活整齐的沈从文只活在信里;他的信里全是风景、人文情怀,她的心里全是经济开销、人情世故。
但他们在各自的独立里,寻找到了一种奇异的平衡。这一切都是婚姻必经的途径。
张兆和说,在家书抵万金的时代里,她是全京城最幸福的人。动**的年代,他们被时空割裂在两边,只有接到信的那瞬间才是踏实的。信里有孩子,寄送衣物,收存稿费,怎样节省吃穿用度,过日子的艰难,是否辞退老妈子……在这无边的琐屑里集聚起一点一点的温暖,才是不离不弃的理由、生死相依的枢纽。
如同沈从文写的那样:“每个女子就是一个大海,深度宽泛,无边无岸。”
她并没有因为没有热烈的爱情就放弃婚姻,而是尽自己的努力经营好它。她也许给不了热烈的爱情,却给了他无限的包容,近乎母亲般的放纵。像一个放风筝的人,不管风筝飘向哪里,她始终紧紧握住手里的线,让他在想找路的时候有迹可循。
而她也活在他的作品里,那些皮肤黝黑、容貌清丽的女子,都能从张兆和身上寻到蛛丝马迹。可以说,没有张兆和,就没有《主妇》,没有《边城》,没有《三三》,没有《湘行散记》,没有《从文家书》……
如果没有她,他一个人未必熬得过那最艰难的岁月。
在朋友反目、所有的成就被否定时,在饱受冷落乃至被打压排挤之际,沈从文放弃了写作。他曾因精神压力患上忧郁症,几度企图自杀。恢复以后,他将精力放在了古文物的研究上,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服饰史》。
他内心敏感而脆弱,因为居住条件恶劣,为了研究,沈从文自己搬到清华园去独居。张兆和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她很快地融入了时代,虽然不理解他对政治的排斥和游离,但仍旧体贴他的艰难和软弱,用更柔软的心去包容劝、慰他。她的内敛和强大是他后半生的依靠。
因为常年废寝忘食地研究,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他几乎丧失了自理能力,全靠张兆和寸步不离地照料。如同照顾他们的孩子一样,她帮他穿衣、擦身、喂饭,帮他按摩活动四肢。直到他生命的尽头,都是她陪伴左右。
沈从文说历史“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也许旁观者才能更清楚地描绘当事人。在张允和的《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中,将他们的感情从头细细诉说,娓娓道来。而有一段,格外叫人眼眶湿润。
1969年沈从文下放的前夜,他站在早已凌乱不堪的房间里,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面色羞涩且温柔,他对张允和说:“这是她给我的第一封信。”
张兆和此时已经下放到湖北咸宁了。“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又伤心又快乐。”
何必在苦苦寻找什么爱或不爱的证据?那些早就融入血液的温暖,才是点点滴滴供养着生命的养分。
他从来都没有不幸,因为爱过那样好的一个人。她是他的“三三”“三姐”“小妈妈”,也始终是他生命里最好的人。
到底是嫁给“自己爱的人”幸福,还是嫁给“爱自己的人”
幸福?张爱玲之于胡兰成,张兆和之于沈从文,他们的爱情故事都是答案,又都不是唯一的答案。
感情的问题,更像是申论题,任你怎样直抒胸臆、天马行空地挥洒,永远都没有满分,也没有精确答案。
这听起来叫人沮丧又气馁,但这样的多元,才是人生百态,才是人间滋味。
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爱的当下,努力地去爱:能尽力的,尽力去爱;能尽情的,尽情去爱。
相守比相爱更难,不管爱得多还是爱得少,只要是真情,都足够在老去用来回味,在寒冷时用来温暖,都算得命运温柔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