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苏青 变得泼辣就能斗赢生活吗（第2页）

生活的逼仄和慌乱，公婆姑嫂的白眼，生儿育女的压力和苦楚，叫她胸中郁闷难当。她将胸中感慨诉诸笔端，写下了一篇《产女》投给了林语堂主办的刊物《论语》。没想到首投即中，还得了五元稿费。

她欣喜之余，仿佛看到了命运给她打开的一扇窗，接着她又投了一篇《我的女友们》给《论语》，同样被刊发。苏青开始在文坛启航，用辛辣的语言、明快的文字，成为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女作家。

在一次女作家聚谈会中，记者问起在座女作家作品的题材，苏青说她写文章总爱取材于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所以她文章里有做儿媳的经验体会，有养儿育女，有穿衣吃饭，有男男女女。

浓浓的烟火气，有时候读起来确实呛得一鼻子烟，但确实是真实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她的自传小说《结婚十年》里，看到那样一个为生活逼迫得千疮百孔、手忙脚乱的妻子、儿媳、母亲。

李钦后的事业曾有过短暂的繁荣。物质上的丰盛，使得婚姻关系也跟着缓和。而岁月静好，从来都是乱世里的传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李钦后的律师事务所也关闭了。

公婆、小姑夫妇，一大家人也都来到上海，挤在不大的居室里依靠李钦后生活。生活马不停蹄地给予她考验，金钱的窘促、困顿的事业，让李钦后和苏青不断地争吵，最后他常常夜不归宿。这时又身怀有孕的苏青，得到了丈夫和朋友的妻子有染的消息。

苏青始终没能卸下传宗接代的重担，她一连生了四个女儿，最后儿子终于出生了。儿子的出生却没有扭转这段婚姻。

孩子从来不是婚姻幸福的保障，他们只是一个纽带，让牢固的婚姻更加牢固，而让本来就有裂痕的婚姻加速地摇摇欲坠。

她开始了以写作为生的生活。白天带孩子，晚上写文章，常常写到午夜。夏天暑气袭人，她一边写作，一边给孩子摇扇子，因为怕孩子醒来会打断她的写作思路。常常是写完文章已经是五更天了。你想象不到那轻灵泼辣的文字背后是这样一场又一场的辛酸。

之前人生所给予的种种波澜，都不是没有缘由的。它们终将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变成点缀生命的花朵。如同张爱玲所说：“多遇见患难，于她只有好处；多一点枝枝节节，就多开一点花。”

苏青的繁花，在文坛一片枯萎的上海，盛开了起来。

当自己就可以是乔木，谁还会当依附攀爬的藤萝？苏青离婚未成，两人开始分居的生活。她日夜劳碌，得了肺结核，依旧在病中坚持写作，因为她需要养家。

她有着世俗的进取心，内心涌动着一股“向上”的冲动，“总觉得要向上，向上，虽然很朦胧，究竟怎样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然而就是这种冲劲，让苏青双手擎开生死路，在文坛上大放异彩。

1943年，她的最重要的小说《结婚十年》在《风雨谈》上连载，成为当时上海最轰动的小说。1944年单册出版，四个月内再版了九次，次年再版了十二次，到1948年再版了十八次。而她的散文集《浣锦集》也再版了十次。

她被时任伪上海市市长的陈公博赏识，做了上海市政府专员，不久便辞职。后来收到匿名的十万元支票，退又无处可退。

加之上有老、下有小，她也确实需要钱来周转局面，于是便留下了这笔钱。

然而她并没有拿着钱去享受挥霍，而是将她的职业之路越走越宽。她以一个女子之力，创办了《天地》月刊和天地出版社，身兼编辑、作者、发行。

凡事亲力亲为，她曾坐在装运白报纸的车上亲自押车，也曾亲自到报摊收款。有一次过年的时候她一时钱不凑手，便在大雪中租了辆黄包车，载了一车的书，各处兜售。

为了编好杂志，她费尽心机地催稿。张爱玲、杨淑慧、梁文若、潘序祖等的文章中都曾专门提起她催稿的本事。

她的为人和她的文章一样直率，对于物质和性一样痛快坦白，口不择言地谈男人、谈女人、谈性，毫不忌讳地涉及女性情欲和身体的话题。这样惊世骇俗之语、言辞激烈之声，既开罪了女人，又得罪了男人，却又是不彻底的女权主义，叫她一时毁誉参半。

没有不渴望爱的女子，单身带着孩子的她，也有男子来来往往。然而她的心境澄明，来来去去，不过是身体上的各取所需，等待着的爱情却迟迟没有到来。

她想要的生活是：“丈夫要有男子气概，不是小白脸，人是有架子的，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又还有点落拓不羁。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常常请客，来往的朋友都是谈得来的，女朋友当然也很多，不过都是年纪比她略大两岁，容貌比她略微差一点的，免得麻烦。丈夫的职业性质是常常要有短期旅行的，那么家庭生活也不至于太刻板无变化。丈夫不在的时候也可以匀出时间来应酬女朋友（因为到底还是不放心）。偶尔生一场病，朋友都来慰问，带了吃的来，还有花，电话铃声不断。”

也只是奢望而已。

孩子、老人、远房亲戚、各色的男子……那么多的人从她那里烘烤了半分温暖，却把她留在寒夜里。

个人生活肆意，心底却并不潇洒。人来时，贪享片刻的欢快；人去时，也只能忍住眼泪笑着说这是她的游戏。心底怎么会不难堪怨恨？“用力揪自己的头发，恨不得把自己毁了。”被伤害有时候是人生的强心针，悔恨亦可成为生命的另一种催化剂。

她将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变成满不在乎，用一支笔，为世间女子写她们想说不敢说、不会说、不能说的话，把世间那些女子隐忍的痛，痛快地写出来。

尖锐泼辣的文字，背后是沾染过俗世的无奈和悲哀。将内心的软弱和温情藏起来，才显得强大。她是不得已的独立，只能用满不在乎去对抗着世间的无计可施。

她对于世间谈不上爱，也不够恨，每一句话似乎都要占着上风。所以张爱玲会说苏青的讽刺是不彻底的，“因为她对于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她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

她的文章都是切身体会，经历了女子种种身份和社会加诸的种种不堪。她又是绝地反击的弱女子，她有底气、有阅历、有能力，将那些真切的生活娓娓道来，引人共鸣。家长里短的琐碎，没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技巧，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

而这样的文字是注定无法融入新的时代中去的。所以她会脱下旗袍，和这个时代一起穿上人民装，行走在已经更天换日的街道上。

那些曾经热闹的话语也注定湮没在时代的风云里，没有容身的角落，也注定了她晚景的凄凉。

她曾热情地投入新生活，却并没有被新生活热情接纳。她曾担任越剧团编剧，编写的历史剧《屈原》轰动上海滩，音乐、演员都得奖了，她却因为“历史问题”被默默地遗忘了。她又曾向复旦大学贾植芳请教司马迁的问题，不幸被卷入了整肃事件，被关进监狱一年半才释放。

出狱后她曾去剧场看大门，写的文章不是被剽窃就是石沉大海，最后工作也被辞退了。她在绝境中挣扎，至亲骨肉和她划清界限、断绝来往。她拖着病体艰难地熬着，只求速死。而在给《女声》主编的信里写着：“我的朋友都不大来了，寂寞惯了，心境很舒服。”

我们如今早已经不能分辨那种心境是怎样的心境，那种舒服，到底是一种释然，还是表演给自己看的装腔作势。

狭小的斗室住着她们祖孙三代，在穷困潦倒里相依为命，直至她离开这个世界。

你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什么时候会被逼到死角，理想或者爱情被现实鞭打得体无完肤，并且毫无反击的能力。

我们都是凡人，不是无所不能的。当所有的努力过后，也终将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也许不是和世界对抗，而是和自己讲和。

就算生活已经千疮百孔，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内心的明媚。不那么在乎了，也就真的没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