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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 选对的人做对的事(第3页)

大约因为倾慕者是如此优秀,这样的抉择就显得尤为困难。

其实,按捺下躁动的心,就会想明白,什么是一时的冲动,什么才是细水长流,是最适合自己的人生。她虽有一时的痛苦迷惘,然而又有着清醒的头脑、不能动摇的理智和坚定的为人处世的准则,因此也能尽快从感情的纠葛中走出来。

抛却了隐藏在岁月迷雾后捕风捉影的风花雪月,剩下的,其实才是更真实的林徽因。

一个女子,被人终生感念,凭的不会只是一点花容月貌、一身脂粉本事,而是那更动人的灵魂。那种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极致的认真。

最开始,梁思成还只是兴趣未定的青年,“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融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欢绘画,所以也选择了建筑专业”。

这样爱的引导,让两个人在未来的岁月里有了共同的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将身和灵魂都紧紧绑在一起。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时候,她本来想进入建筑系学习,但是因为建筑系课业太重,不收女生,她只好注册了美术系。但实际上,她修完了所有建筑系的课程,毕业前不仅已经是建筑系的助教,还当上了建筑设计课的辅导员。

他们婚后去欧洲,不是去度蜜月,而是去欧洲考察古建筑群。

她热爱文学,作为“一种业余爱好”,“灵感来时才欣然命笔,更不会去‘为赋新词强说愁’”,却也有着不俗的成就。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统统都有涉猎。她写诗,可以清澈,可以婉约,可以知性。她作文,可以从容,可以深厚。她演戏,1924年泰戈尔来华,她用英语演出诗剧《齐德拉》中的公主,惊艳四座。她还擅长绘画、舞台设计。

似乎,没有什么是她所不能的。

但她投入最多心血的地方,却是她毕生都在为之奋斗的建筑事业。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们走遍了中国的十五个省、二百多个县,实地勘察了两千余处中国古代建筑。

她曾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要知道,那时候的测量设备和工具是多么简陋。然而,不仅“梁公总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什么地方有危险,他总是自己先上去”。林徽因也“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爬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

他们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不仅是名门望族中走出的少爷小姐,他们更是治学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他们是中国建筑学的奠基者和先驱者,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人之一。中国的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才为世人所认识,从此得到保护。她抢救性地保护了景泰蓝,使佛光寺重见天日并得到保护。她参与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人带着年幼的儿女和林徽因的母亲避乱。离开长沙辗转往昆明去的时候,梁思成因为患了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而不得不穿着一副铁架子以支撑脊骨。而林徽因也在湘黔交界感染了肺炎,没有医院,没有抗生素,没有特效药,高烧四十度。两周后才在一位同车的女医生的帮助下退烧,而疾病却已然侵蚀了她的身体。

在昆明,通货膨胀使他们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贫困。梁思成的脊背疼痛不止,疾病还引发了牙周炎,不得不拔掉所有的牙齿。

为了维持家中生计,林徽因拖着病体出外给学生补习英语贴补家用。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挡住他们对建筑事业的热情,阻断他们的研究。

1940年初冬,为了使中国营造学社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资料,他们决定离开昆明到四川李庄居住。在李庄的那五年,是他们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

恶劣的气候,连续不断疲于奔命的颠簸,没有受到及时的治疗,让她的肺病又发作了,让她本来就不好的身体更加孱弱。她长时间卧病在床,大口大口地咳血,几乎日日在死亡线上挣扎。

“几个月的时间就毁灭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而她是那样一个珍视自己仪容的女子。一起长大的堂姐妹,几乎都能细致地描绘出她当年永远让人倾倒的衣着打扮。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上学的时候,每次约会,梁思成都要在女生宿舍前等上二三十分钟,因为她出门一定要将自己收拾得妥当又漂亮。

病痛、虫蚁蚊如影随形,物质的匮乏将生活袭击得千疮百孔,梁思成也因为脊柱疼痛而不能坐立。她一天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应付柴米油盐。那才是真正的受难,吃不饱,穿不暖,没有灯,没有电,她要在油灯下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内衣和袜子。

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们典当了一切能典当的东西。为了给林徽因补身体,梁思成将随身多年的金笔和手表换成两条鱼,并笑着对她说:“把这帕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即便在如此的生活重压之下,她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在病榻上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宋辽金部分。

昏暗的油灯下,病榻前堆积起数以千计的草图、相片、文字记录。她不厌其烦地研究,整理材料,研习史料,阅读大量的中英文书籍,翻译国外的资料,编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甚至还创作诗篇。

费慰梅夫妇劝他们离开中国去美国,但是他们却选择和祖国共患难。“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她告诉儿女,“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她在回答儿子梁从诫“日本人来了怎么办”这句话时,平静地说:“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江吗?”

这样的身体透支,也最终让她的生命结束在了五十一岁的四月。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繁华时不挥霍,困顿时不堕落。她享得了人世的繁华,也耐得住学术生涯的枯清寂寞,受得下困顿贫乏的生活。

所幸,有那个人相伴。在苦难的路途上扶持,在事业的摸索里互助,丰盛了彼此的生命,也丰盛了自己的生命。

看,没有谁的人生永远顺风顺水,也没有谁生来就在荣耀的顶端或者永远在荣耀的顶端。

那些头顶着光华的女子,她们人生中的波澜壮阔和命运逼仄,一个都不曾少。她们最终的成功和美丽,只不过因为她们比普通人更努力。她们更懂得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然后咬紧牙关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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