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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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场应该不是一个贬义词。一场大型活动总会有人相对来说是主角，成为焦点人物。那么，读书月是谁的秀场呢？这个问题隐含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读书月是非深圳人的秀场。深圳虽然也有放到全国都不错的学者、名人、演讲家、社会活动家等等，但人数似乎并不多。有出息的深圳人应该主动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去找自己的秀场，然后再杀回深圳。

这座城市充满了欲望和接地气的东西，遍布商人、投机者和产业工人，一年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来一批气质迥乎不同的学者、作家、名嘴，来点“形而上”的论述，多好。他要是借这个舞台成了更大的名，作了更大的秀，是这座城市有影响力、辐射力的象征和标志。他要真在这里成名、建功、立业了，很难想象他会对这座城市没有感情。即使这里只是他的匆匆驿站，但从此也多了一个对“文化沙漠”多些了解的掌握主流话语权的人，这不是什么坏事。至于深圳人，与其说是对他们有感情，还不如说是对他们传授的知识和学问有感情。铁打的讲堂，流水的讲者，请他签个名是对知识的崇尚。

阅读学专家徐雁说：“对于引进深圳的中高级知识分子，读书月活动是有力的文化加速助推器；对于打工者阶层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人文引导和文明启蒙。”

（6）深圳，自由阅读、自由创作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投奔深圳就是投奔自由，那么深圳自由阅读、自由创作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

深圳是一座伟大而年轻的城市，除了伟人的推动，它的发展成绩无疑来自改革开放下资本自由的释放、人的自由的释放。大量的海外资本、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一道，在这座城市里流动，来自各地的人们自由地在这里选择职业，参与竞争，解放思想，自由阅读，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充实的人文理念基础。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蛇口工业区的阅览室里，摆放着各地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各种大型刊物，人们可以随意取阅。自由阅读，让一代深圳人最早接受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等这些与市场经济规律及社会文明规则相关的基本观念。一群有着这些观念的人，在一片荒岛上建立起今天的蛇口，将深圳这个小渔村建设成一座初具现代化城市规模的南国大都市。

人们应该有面对面交流与表达阅读感受的公共平台，有更宽松的出版环境。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是一座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的城市，也一直是一座解放思想的先锋城市，在倡导非功利性阅读的环境下，她应该有勇气迈开自由阅读的步子。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格兰威尔说：“我真想留在深圳当作家，因为这里尊重文化。”

（7）读书月，是让深圳阅读世界，还是让世界阅读深圳？

对于读书月，深圳人常常有“受教育月”的自我感觉。深圳人好像一群冥顽不化、桀骜不驯的孩子，必须接受大师教育，接受图书教育，接受文明洗礼。

为此，有人建议，深圳读书月应该重视介绍深圳，重视深圳人与世界的平等对话、互动、交流。深圳人可以谦虚，但是不可以谦卑到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是做学生，深圳人也要做一个有主见、敢提问、敢发言、敢于亮出自己观点的有个性、有坚持的新型学生，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被动接受教育的好学生、乖孩子。

深圳人在文化上不该不自信。

（8）深圳有无与世界一流思想对话的能力？

既然是对话，那当然应该是相互的，那么深圳到底有无与世界一流思想对话的能力与实力呢？当年杜威来中国，有胡适作陪；泰戈尔来中国，梁启超为他起中文名。今天的世界级大师来深圳，谁有资格可以陪同？谁有与大师对话的能力？有哪个常设的读书沙龙值得大师们大驾光临？深圳是否曾经尝试与世界级大师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深圳是否有意开始培养与世界一流思想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呢？

深圳的知识移民曾经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充裕的知识储备，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有着更多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激**。他们能够有感而发，也能够聆听、对话。唯一的遗憾是他们所受的训练不足，高层次对话的经验不足。如果深圳读书月能够创造出深圳人与世界对话的更多平台、更多机会，让民间思想能够与世界自由交流，深圳出现像胡适、梁启超这样的对话者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25年前，库哈斯带着一帮哈佛学生来深圳考察时，那时的深圳是不是更没有对话的底气和本钱？但是库哈斯凭一双发现的眼睛，编写出了一本厚厚的《大跃进》，发明了“通属城市”这个特有的名词，从此开始了持续观察深圳的历程，以致后来他也成为这座城市的建设者。事实上，深圳已经屡屡进入众多大师的研究视野。而这些机会，深圳人真正把握住了吗？

（9）读书月，有无必要搞成一场全民运动？

读书月发轫于深圳，目前大有向全国蔓延之势。在深圳本土，读书月迈入第20个年头的时候，全民阅读的理念备受推崇。有媒体开始发问：读书月会不会搞成一场全民运动？

有人欢欣鼓舞，认为对深圳这种商业文化一股独大的城市，当然需要这样的读书运动，而且越多越好，越大越好。知识需要交流，观念需要激**，文化需要推动。深圳就是要多产生文化运动、文化平台和文化仪式，不仅仅是只有一个读书月就好。所以，如果深圳的读书月真正成了全民运动，倒是这座城市之幸。

但是，事实上，深圳读书月还远远谈不上是“全民运动”。如果你不接触媒体，不到书城，你甚至并不知道这个城市在搞读书月。最令人担心的是，读书月或许会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深圳人都爱读书。实际上呢？一些把读书月喊得震天响的人其实并不读书，并不好书，并不懂书。他们并无书生气，何以成为书香社会的楷模？

其实，要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不如多一些小书店、小书吧、小茶吧，多一些罗兰·巴特所谓的“懒洋洋的小角落”，多一些闲人，多一些民间的读书会或者读书活动。如果真的有了这些所在，就算哪一天忽然没有人搞读书月了，大家也不会觉得失落，因为那个时候，读书已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10）网络时代，深圳读书月能够走多远？

在厌烦读书月表面化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这个城市不算高的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不要忘记这个城市随处可见的“文明短板”。据说这座城市1200多万常住人口中，仅有约20%的人受过大专以上教育。换言之，高中文化以下的人口近1000万。在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大前提下提倡阅读，确实是任重道远的。

应该搞清楚的一点是，读书很重要，而读书月没有那么重要。读书月的目的是旨在倡导一种崇尚阅读的价值观，养成一种亲近知识的习惯，如果这个目的达成了，读书的种子就会在我们这个城市生根发芽。谈书、买书、藏书、用书、爱书的人比比皆是，则有没有读书月都是无所谓的了，因为崇尚阅读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传统。

至于网络，跟阅读并不冲突。并非读纸质的书本才是读书，读网络、读城市、读人生都是读书，这是一种“大阅读”，只要是“专注其事，领会其意”的行为，都可以算是阅读，只不过符号的阅读或者阅读符号更符合阅读的本义。

因此，读书月走多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毕竟不是为了读书月才读书的。也不是没有了读书月我们就不再读书了。将来，读书月更多的会被当作是一种向书籍和知识致敬的仪式，作为所有爱书人的节日被保留下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读书月，抑或是读书节，作为深圳知识移民的理想主义、书生意气的一种仪式、一种提倡、一种精神宣示，确实有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精神符号，甚至成为这个城市民俗、风尚的一部分。

诚如深圳读书月主事人王京生所言：“深圳这座城市是年轻的，但也是伟大的。她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其创造的物质财富，在这背后，她还代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意志和学习精神，是一种别样的、崭新的、高尚的城市文明样式的代表。”

（1）尹昌龙：《让城市的每一扇窗户都透着阅读的灯光——20年，与深圳读书月一起走过》，海天出版社，2019，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