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孤零零地。
然后我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我当然不愿意灭亡。终于有一天我爆发了。爆发之下我去了法国,远离了电影明星。此去整整9个月。
9个月之后我回到了北京。洗净铅华,摇身一变,我成了一个商人。一切对我来说已是别有洞天,换了人间了。
在数不清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得相当多的问题是:“做生意和做演员有什么不同?能否为我们谈谈你做生意的甘苦?”“你如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问得多了,自然就又开始烦了。索性横下一条心,还是自己把自己拎出来得了。这就是我最早想写书的起源。
整天走马灯似的来回忙碌,写书的事也就一再搁置下来。直到一天,深圳有一位叫王星的先生来访,讲到即将在深圳的一次文稿拍卖:
王:我们想在深圳举行一次文稿公开竞价活动,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我:文稿竞价?搞得成吗?
王: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提高文化的地位,从而使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我们想搞一次文稿拍卖。希望你能参与、支持这一个活动。
我:哦。那肯定我的书价格最高喽!(笑)
王:(笑)所以我们想得到你的一本书。
我:我没有书,只有一个标题。给你们一个标题吧。可以吗?
王:标题也可以。什么标题?
我:我的六次危机。(突发奇想)不,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我拿出纸来,在纸上写下“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我:(又一想)不对,富翁是男的,应该是:“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婆”。
王:“富婆”太老了,叫“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吧。
我:(开心地大笑)好啊!“富姐”不好念,叫“姐儿”吧。
大家开怀大笑,我划掉“富翁”的“翁”字,写上“姐儿”。于是就成了今天这本书的副标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
事过之后,我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在我的潜意识里,这个文稿拍卖的新生事物恐怕是搞不成的,尤其是在深圳——人们称为“文化沙漠”的地方。中间,王星曾几次与我联络,大约是两三次吧,要求我写什么委托书之类,我匆匆写了之后传真过去,也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几个月后,突然一天翻阅报纸,看到一个大字标题:“刘晓庆的《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拍卖了17万”。17万!和我几年前牵扯到的一个偷税官司数字一样。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又听到消息说变成了50万、80万,又过了一个月,组委会请我去了深圳。
在深圳,又一声拍卖的槌声敲落,我的书拍卖了108万。说是我的书,准确地说其实只是一个标题,因为我还只字未写。
就像是鸭子上了架,这下子非写不可了。
刘晓庆的境遇不是偶然的。1979年,著名作曲家施光南的名曲《月光下的凤尾竹》,稿费只有15元。1981年,时值鲁迅诞辰100周年,施光南应乔羽之约,为大型歌剧《伤逝》谱曲。由于当时歌剧舞剧院经费紧张,施光南被告知,“你为《伤逝》谱曲可能没有稿酬。”英年早逝的施光南生前多次慨叹:“我的艺术居然养活不了我的艺术!”20世纪的80年代,国内文化人窘迫的生存状况依然没有多大改变。著名的歌曲《十五的月亮》的词作者傅庚辰,稿费收入只有16元,因此在文化界有“十五的月亮十六元”的戏言。王京生1988年从团中央调来深圳创办《深圳青年》,他深刻认识到,深圳的探索多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的探索还相当薄弱,所以下决心要给文人和文化作品进入市场创造一个平台,要为文人造个海!
在活动公告发布前,有关部门有顾虑。杨广慧说:“我们想这个活动符合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精神,小平说要大胆地试,错了改了就好。我们就决定先试再说。”(2)
一波三折的文稿拍卖“第一槌”
邓小平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何谓“敢闯”?对中央给予试验权的特区来说,“敢闯”就是敢闯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的“禁区”,敢闯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区”,敢闯矛盾错综复杂、令人望而却步的“难区”,也就是敢为天下先。文稿拍卖最终能够克服那么多的困难、那么大的阻力,成功敲响“第一槌”,与1992年邓小平同志考察南方后的国内大环境是有一定关系的。主办者们曾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还接受过上级有关部门的调查,愣是在有关部门明确反对的情况下敲响了这一槌。人们都听见了槌声,但不知道背后曾经历过多少波折。
在得到深圳市委的大力支持后,文稿拍卖活动一度推进得很顺利。文坛泰斗冰心老人愿意担任组委会总顾问,艾青、王蒙、张洁、从维熙、刘心武、李国文、张抗抗、权延赤、莫言、梁晓声、霍达、陈荒煤、冯牧、雷达等著名诗人、作家和评论家,都为深圳的这个创意叫好。紧接着,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名作家沙叶新、叶永烈、苏童及宁夏的张贤亮、天津的冯骥才等,也都认为深圳的创意非常好。
1993年5月25日,组委会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将文稿竞价的规则、程序、时间等向海内外公布。人们从公布的活动章程和程序看出了组委会的精心准备和周密策划。那时还没有什么文化市场之说,要让中国的文化人在短时间内冲破耻于言利的传统,是十分不容易的。另外,虽然作家们口头上都欢迎这个“首次”,但要真正拿出自己的作品到市场上公开竞价,就会担心作品卖不出去毁了名声。于是,组委会想出用投保的办法来保证作品一定能卖。也就是说,凡是获得竞拍资格的作品,都能保底,成交低于预期价格,或者成交价比现行的稿酬标准还低,那么这个保险将对不足的部分予以补足。组委会找到了太平洋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商定好进入竞价序列的各类文稿保证能够让作者获得保底价:小说每千字100元,纪实文学每千字150元,散文、随笔、杂文每千字500元,电视文学脚本每集5000元。在竞价时,作品拍卖价低于这个保底价时,不足部分由太平洋保险予以补足;若拍卖价高出上述底价,那么高出部分则由保险公司和作者以对半的比例共享。保底价的标准,比正在执行的稿酬标准高出一大截,当时的稿酬基本价格是千字30元左右。为应对文稿竞价中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组委会还聘请了律师顾问团。后来果然有官司,顾城和谢烨合作的《英儿》参加了竞价,但出现著作权争议,最后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解决。
正是因为准备充分、考虑周详,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地的作品开始寄往深圳。第一个正式报名竞价的是北京作者彭子强,他的作品是一部30万字的纪实文学;第一个亲自来组委会送稿的人是深圳的“龙之传人”,是已故的两代人合作的《文人读史札记》手稿6本,用蝇头小楷书写而成。后来给组委会来电来函报名竞价的各行各业人士接近800人。年龄最大的93岁,最小的仅10多岁。其中专业作家很多,从维熙、冯骥才、叶永烈、权延赤、贾鲁生、刘心武、莫言、张贤亮、张抗抗、池莉、方方、马原、顾工、顾城、杨利民、刘晓庆等文化名人均有意参加竞价。从维熙的纪实文学《背纤行》、叶永烈的《毛泽东与蒋介石》和《江青传》、顾工的纪实文学《年轻时我热爱》、顾城和谢烨的《英儿》、马原的20集电视史诗片《中国文学梦》等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