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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五十载政绩斐然（第2页）

不久，苏颂又被加官为集贤院学士，当时身为副宰相的吕惠卿深受宋神宗信任，吕惠卿对别人说：“苏颂是我的同乡，比我早登进士，如果来见见我，他就可以执掌政事了。”苏颂听说这话以后，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去巴结他。这时恰遇到三次赦免，与苏颂一同罢去中书舍人的李大临又官复原职，苏颂被任命秘书监一职。不久杭州地区发生了灾荒，宋神宗认为苏颂仁厚，就派苏颂去杭州。苏颂来到杭州后，有一天，衙门外一百多人向他哭诉，原来他们是因为欠了官债被关押起来的。苏颂听后，思索片刻，说：“我把你们都放了，让你们回家去经营，条件是除衣食之外的余钱都交来偿债，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可以了吧？”然后就吩咐放了这些人，果然，不到一个月，他们都按期偿付了欠债。

在苏颂担任地方官阶段，他总是关心民生，体恤百姓，尽其所能地“惠爱于民”，以致神宗皇帝对他赞赏有加：“苏颂仁厚，必能抚安民众。”

苏颂以民为本的思想及关爱百姓的情怀，还反映在了他创作的不少诗歌之中。如他因暴雨肆虐、农田受灾而哀愁，他写道：滂沱连月雨，愁叹斯民病。已紊四时和，更伤群物性。垄麦将萎摧，况值风威劲。我愿天地心，慎举阴阳柄。庶令疵沴消，永保寒暑正。无复三月中，惨惨行冬令。在《次韵王伯益同年留别诗》中，他对百姓的挚爱之情更是溢于言表：直向岁寒期茂悦，肯同时俗论甘辛。优游且做江南令，惠爱于民此最亲。

实际上，苏颂在处理宋朝政府事务时，总是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科学家严谨治学的行事风格。比如他在任江苏江宁知县期间，他清查富户漏税的行为，不仅核实了每家每户的庄稼产量，而且还把每家每户都一一编成户籍，并按册进行收税，这样既增加了国库收入，又减轻了穷人的负担；在他被调任颖州任知州，朝廷开始大幅度地修建皇陵，并从各州县调拨大批物资时，各州县官员们想到的只能是不断给百姓增加捐税，这也就给那些腐败的官员们创造了从中大捞一把的机会。可是，苏颂不但没有侵扰颖州百姓，还从州库中拨出官款来救济百姓；担任南京留守时，他也秉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做事风格，他十分注重当地的水利设施建设，在对开封府界诸县镇视察后不久，马上奏请疏通自盟、白沟、圭河、刀河等四条河流，以防水灾；在沧州时，疏通沟河、支家河等工程，解除了黄河泛滥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在杭州知州任内，将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这恐怕是当地最早饮用的“自来水”了；在淮南转运使任内，盐价上涨，又赶上一场饥荒，苏颂不仅降低盐价，还上书为百姓请求救济。

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苏颂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苏颂参与的五次外交事务中，或官大或官小，但他从不因职务的差别、地位的尊卑而影响他行事的风格，他总是能够遇事镇静、随机应变、举止得体、分寸有度，对于每次出使他都不辱使命。苏颂一生，两次使辽，每次出使辽国往返时间多达四个多月；三次任接待辽使的伴使，苏颂首次使辽，是在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丁卯，以三司度支判官身份，与张宗益等一同出使辽国的，时年48岁，途中他写下前《使辽诗》三十首，主要记述他的所见所闻及抒发对老友的怀念之情。苏颂第二次使辽，为十年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八月，他以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秘书监兼集贤院学士）身份，作为大辽国的生辰国信使，和英州刺史姚麟等出使辽国，参加辽道宗的生辰庆典。往返途中写下后《使辽诗》二十八首。由于时过十年，旧地重游，感慨万千，不仅记述了辽国隆重的接待，而且用大量篇幅描绘了在和睦友好相处下，辽国人民悠闲、安逸的生活，歌颂和平睦邻政策的可贵与正确。

在出使辽国期间，他还不失时机地搜集整理了关于辽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土民情、外交礼仪的资料，并根据宋辽两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与辽朝和睦修好的政策，由此坚定了宋朝对辽推行友好政策的信心，换来了数十年的宋辽和平时期。

回国后，苏颂根据自己对辽国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认识，为朝廷的外交决策建言献策。对此，《宋史·苏颂传》有所记载，当皇帝神宗问及辽国的“山川、人情风俗”时，苏颂认为：“彼讲和日久，颇窃中国典章礼义，以维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离贰之意”，意思是说辽国和中国讲和已经很久了，他们不仅懂得中国的典章礼仪，而且还对礼仪大力推行，目的是为了维持他们的政权，以求得上下相安，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出辽国和我们中国离心离德的意思。他认为只有宋、辽两国继续和平相处下去，才能社会稳定，国泰民安。并根据宋、辽两国的实际，提出与辽朝和睦修好的外交政策，深得皇帝的赏识与赞同，坚定了宋朝对辽推行友好政策的信心。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国子博士陈世儒被从京都开封派往安徽太湖任知县，但很快就被召回京城，连妻带妾及佣人，一家共19人被杀头，7人被判处死缓，原因是谋害亲生母亲张氏，其手段残忍，先施毒药，后用铁钉钉在脑门上；而谋害张氏的直接原因可能是陈世儒妻子李氏对一群佣人说的：“世儒如果哪一天回来持丧，定会重赏你们的。”子女谋杀长辈，在宋朝被视为“大恶不赦”的罪行，按照法律规定，将被处枭首示众（“弃市”）。陈世儒夫妇的“谋杀生母”案件，很快被移送到开封府知府苏颂的案牍上。

宋神宗认为陈世儒与妻子李氏可能合谋杀母，指示一定要查清楚，苏颂则大胆谏言，告诫宋神宗不应该以权干预司法，弄得宋神宗一时语塞。苏颂审理这一案件后，认为陈世儒的妻子李氏、女佣高氏谋杀张氏的事实存在，但陈世儒“不知情”；在那个年代，虽然妻子犯罪丈夫有责，但“法不至死”。说来蹊跷——正当此时，有人告了苏颂一状，说他此前在处理一起僧人犯法案件时，量刑过轻，有“故纵”的嫌疑。一名纪检大臣将此事告到皇帝那儿。经查证，僧人犯罪确有其事，但量刑过轻也是事实，这样，就把苏颂贬到濠州（安徽凤阳）当知府，由京官降为地方官，远离了陈世儒这起案件。这之后，陈世儒的案件被移往大理寺，案情也越来越复杂了。

随着事态的不断扩大，陈世儒案竟然变成了一桩政治案件，涉及面之广，牵涉人之多，令人咋舌，就连陈世儒案最早的主审法官，坚持陈世儒无罪的苏颂也未能幸免。

苏颂当时被关在御史台监狱。其间，神宗皇帝召见他，语重心长地说：“陈世儒夫妇谋杀生母，属于严重违反人伦道德的‘大恶’，应当严处”。苏颂回答道：“案件现在已经被移交到御史台，臣对此固然不敢说从宽处理的话，但也绝不敢说可能导致案件从重处理的意见。”面对皇帝，苏颂照旧阐明其实事求是的态度。

大理寺官员提审苏颂，说：“你还是早早地说出来吧，免得多受困扰。”苏颂正色说道：“该说的，我都说了；要我说本来没有的事，不是诬陷吗？诬陷别人，我是死也不会干的；诬陷自己，那倒没什么妨碍。”后来经大理寺查明，在审理陈世儒案件时，苏颂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可事已至此，苏颂依然莫名其妙地被关押着。此时，苏颂自叹：“失势我如鱼在网”，并写了十首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虚构为实尽枝辟，直道公心自不欺……况是圣神方烛理，深冤终有辨明时。”他认定陈世儒案中是有“冤情”的，并坚信这一冤情迟早能得到“辨明”。苏颂感慨地说道：“我将这些事写成诗，并不指望后人把它当诗歌看，而仅仅是希望传给子孙，让他们略知仕宦之途的艰辛。”

苏颂为了维护正义，主持公道，保护百姓利益，他不怕丢官，不怕杀头。苏颂因陈世儒一案下狱，与当时因诗词受到牵连的苏东坡关在一起，仅一墙之隔。铁窗生涯使他体验了封建法制的逼供与严苛，这对苏颂的法律思想有极深刻的影响。后来苏颂在他的文集中，留下了《论胡澎释名》《同两制论祖无择对狱》《奏乞春夏不断大辟》等二十多篇专论法律的文献和两组身陷囹圄的咏法诗，在这些奏议与诗歌中，他充分地阐述了自己对法律的看法和对宋代法滥吏苛的不满。他提出的“简化条文，使民易知”，“省刑减杀，劝教为先”，“因时而施宜，视俗而兴化”等有关法律的主张，虽然是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但在客观上更加有利于民众，也更加有利于生产发展，是值后人借鉴并进行深入研究的。

1092年，苏颂因政绩突出，被拜为右宰相，这也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顶峰。苏颂做了宰相之后，他的原则是按照国家的典章制度办事，让百官都要守法遵职。根据官员们的能力大小授以相应的职务，杜绝侥幸升官的源头，防止边疆上的一些重臣邀功生事。朝廷上如果有处理不妥当的事情，他就会力争纠正过来。

1093年，苏颂因为替一位敢向皇帝进谏的官员说话，而被其他官员作为攻击对象，苏颂就向宋哲宗上章辞相，后来被降为观文殿大学士闲职。

1095年，宋哲宗又要调苏颂去河南，此时，苏颂已经是75岁的高龄。苏颂因身体的原因上书辞官了。朝廷就让他以太一宫使的闲职留居在京口（今江苏镇江）。

1097年，苏颂再次要求辞官还乡，被准以从二品的待遇退休。

苏颂从1042年中进士起，到1097年告老还乡，度过了五十多年的官场生涯。在这五十多年中，北宋皇朝经历了多次的党争。

第一次是1069年，宋神宗在位的时候，任用王安石为相，主持变法。第二次是1085年，宋神宗死后，宋哲宗继位，年仅十岁。因皇帝幼小，朝中大事实际上由神宗母高氏（即宣仁皇后）临朝听政。这个时期，把变法时期的重要人物全被罢免，新法全部废除。第三次是宣仁皇后去世，由哲宗亲政，哲宗任用变法派的一批重要成员，准备继承宋神宗时期执行的新法。但事实上，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斗争，越来越多地陷入了个人恩怨的斗争中。

苏颂在这样一个政局并不稳定的历史时期中，始终未参与这种党争。作为一个实干家，他也未曾对新旧两党的政治主张发表过战略性的意见。

1101年，苏颂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去世。宋徽宗下诏停止上朝两天。苏颂死后，很多人来他家吊唁，当人们看到他家中设施的朴素，无不心生敬佩。

苏颂的一生，不仅政治清廉，爱民如子，道德高尚，志存高远，而且具有创新开拓精神，敢为天下先。他为官五十载，以政治家立身，位居人臣之极——丞相；他恪守法规，不奸不贪，两袖清风，堪称官宦的楷模。就连强调个人道德品行近乎苛刻的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朱熹，也对他盛赞、仰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