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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罗马人为他们的帝国做了什么（第1页）

第十七章罗马人为他们的帝国做了什么

如果把这个问题里的“他们的帝国”换成“我们”，那我们可以开玩笑地回答说，感谢自奥古斯都以降的那些被罗马人视为害群之马的皇帝，或者更确切地说，罗马社会的最高层——帝国时代的元老们和骑士们，感谢他们的荒唐之举，给我们提供了无尽的谈资。

奥古斯都把元老院的规模削减为600人，并谨慎地进一步慢慢改变其成员来源，使之不仅接纳具有一定财富、出身高贵的来自意大利的罗马公民，也接纳外省的罗马人。他还从原有的共和国贵族中扶植起一个衰败的核心家族，让他们继续以行政官的身份为国效力，协助维持宪法相关事务的常态。奥古斯都认为此举对于建立起围绕新政治现实的共识很有必要。出于同样的考虑，他选择了一个低调的词汇来描述自己的非官方最高职位——princeps，或称“首席公民”。

1884年，罗马的一处地下墓穴在偶然间被建筑工人发现，但随即遭到毁坏。当时留下的资料极少，根据出土的铭文、大理石半身像和石棺判断，这组群墓的主人们有可能就是那些旧贵族的一支。

据说，如今保存在哥本哈根的那尊有着亚历山大发型的庞培头像也是在此处出土的。雕像创作于庞培去世之后，是为了纪念庞培的后人与另外两个家族——李西尼·克拉苏家族（LiⅡCrassi）和卡尔普尼·皮索家族（ⅡPisones）——的联姻。艺术史家们还鉴定了另一尊据信同样是从这里出土的雕像碎片，塑像刻画的那名年轻女性是皇帝克劳狄的女儿，承父母之命也嫁入了这个家族。

另一项考古学发现则更有历史意义。那是一座石质葬礼祭坛，如今保存在以罗马浴室废墟为基础修复而成的罗马国立博物馆里。逝者的后人用工整的拉丁字母刻写了祭文，以“缅怀（卢修斯）·卡尔普尼乌斯·皮索·弗鲁吉·李西尼亚努斯（iusPisiLius）”[307]。

“皮索是马库斯·克拉苏（MarcusCrassus）和斯克里波尼亚（Sia）之子，因此承袭了两个家族的贵族身份；他的形象、举止都很老派，为人堪称严厉……”[308]几十年后，一名罗马历史学家钦慕地描述了这位皮索的品质，而这也正是公元68年称帝的那名老人看中的。彼时，尼禄统治引发的军官叛乱刚刚过去，政坛动**之年初始。新皇帝伽尔巴（Galba）想收个养子做继承人，于是从元老院精英中收养了一名德行兼备的同胞作为自己的“恺撒”。他开创的这种做法后来成了公元2世纪时无子嗣皇帝的常规解决方案。

从皮索的墓志铭中看不出他和他的新父亲即将到来的命运。当时，他31岁，刚刚当了四天的恺撒，就和养父双双被伽尔巴的政敌的部下杀死。他们把两颗头颅用杆子挑着，“和军团之鹰并排竖在一起”[309]。这一事件充分表明，在奥古斯都创造的帝国体制里，共和国留下的职业军队才是真正的“国王缔造者”。

刚才提到的那名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也是元老院的成员，生活在公元100年前后。他不无讥讽地讲述了奥古斯都之后的四代帝王统治，以及奥古斯都王朝的末代皇帝尼禄自杀后的所谓“四帝之年”（YearoftheFourEmperors）。

我在英格兰读大学预科时，古代史考试指定用书中我最喜欢的一章的标题，其灵感便来自塔西佗论述的一个悲哀的主题：“贵族的末日。”[310]塔西佗带着普鲁斯特式的喋喋不休的兴致细数了古老家族的姓氏，回顾了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们对他们接连不断的打压。在这些皇帝眼中，老贵族既与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能平起平坐——毕竟他们与皇族通婚，也因而成了对手。皮索在公元68年时所拥有的声名虽然最终为他招来了横祸，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早期皇帝们的担忧不无道理。

帝国精英们可能物色了另一名皇帝候选人，他似乎与皮索一样是个“老派”人物。不幸的是，军队对家族的历史名望不感兴趣。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职业军人想要的是金钱激励。在这一点上，伽尔巴显得相当吝啬，即便对训练有素的禁卫军也过于抠门儿，导致后者最终成了杀死他的凶手的同谋。塔西佗写到了皮索之死，同时还提到他那些死于暴力的近亲：“他的兄弟马格努斯（Magnus）被克劳狄处死，克拉苏被尼禄处死。”[311]

皇帝们都免不了对罗马社会顶层人物——比如元老们和杰出骑士们——有所猜忌。一方面，每代帝王都需要他们去履行其在罗马社会中被赋予的使命，要依靠从元老院和骑士阶层中选拔的官员来管理国家。另一方面，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使得元老们沦落成了朝臣，只能靠阿谀奉承来保住或提升地位。反过来，皇帝可能会将猜忌化为残酷的镇压行动，一如对待皮索兄弟那样。又或者，他可能会利用自己惊人的财力换来军队和有钱有势者的忠诚。面对向精英阶层大开杀戒的皇帝，除了孤注一掷地反抗，元老和骑士阶层几乎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从容赴死是选择之一。尼禄皇帝怀疑他的导师、富有的元老塞涅卡（Seneca）参与密谋反对自己，立即决定将他处死。与当时的很多罗马上层人一样，塞涅卡也是斯多葛学派（Stoa）的信徒。该学派发端于雅典，因来自塞浦路斯的创始人自公元前313年之后在“拱廊”（stoa）下讲学而得名。

冒着失之偏颇的危险，我们可以把斯多葛学派的一系列复杂信条概括如下：在所有动物中，唯独人类具有理性，正确地训练理性可以让人们从生活中获得合乎道德的精神幸福，而物质则无益于此种思维方式，因此由物质激发出的情感，即便是因丧子而生的悲痛，都是有害的。

尼禄派兵包围了塞涅卡的房子。当百夫长闯入他家时，他正与妻子、友人一同进餐。他拒绝在死前写下遗嘱，并对泪水涟涟的朋友们说，他留给他们的最丰厚的遗产是他们对他恪守道德的生活方式的记忆，他还责备他们这么多年来都忘了为对抗“即将到来的邪恶”而投身哲学修习。随后，塞涅卡和他动人的妻子当场用匕首割脉自杀。

死神迟迟没有降临，塞涅卡保持着超常的镇定，回忆起苏格拉底之死，并寻求加速死亡：

塞涅卡……恳求自己向来敬重的挚友、医术高超的斯塔提乌斯·阿奈乌斯（StatiusAnn?us）拿来此前预备给自己的毒药，这种毒药也曾了结了那些被雅典民众公开判处死刑的人的性命。毒药拿来了，他挣扎着喝下，寒意浸透了他的四肢，他的躯体抵抗着毒药的侵袭……接着，他被抬进浴缸，窒息在蒸汽里。[312]

活着的人永远都可以拿起笔。这给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提供了向那些已死去的“恶”君宣战的武器。彼时，大部分同时代或稍晚的作家都是元老（比如塔西佗）或骑士。有现代学者提出，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些离奇故事——比如说，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封自己的马为执政官——可能并没有真正发生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虚假报道。古代君王亚历山大就是个好例子，他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都免不了成为此类诽谤的对象。

皮索死后，他的遗孀又活了约30年，深得世人敬重。当时的一个罗马书信作家记录了坊间流传的这位著名女性临终前的脆弱表现。据说，有个骗子靠着花言巧语来到她的床边，自称是占星家，预言说她会康复，后来又声称某个占卜者通过观察祭祀肝脏得出了与自己一致的结论。被痛苦折磨的遗孀相信了这个说法，她改变主意，招骗子回来，对他百依百顺，但终究难免一死。若是剥离掉那些罗马式的细节，这个骗取遗产的故事同如今那些年老体衰的富人身边上演的遗产闹剧几乎如出一辙。

维拉尼亚（Verania）的出身与丈夫不同。贵族出身的皮索在被伽尔巴选中之前并没有担任公职的记录。就社会背景而言，他的岳父昆图斯·维拉尼乌斯（QuintusVeranius）更符合皇帝治下的元老的典型。公元49年，他因尽忠尽责而赢得了执政官职位。在他的一生中，曾被任命为两个行省的总督，这两个行省处于帝国两极，无论是在历史、文化还是气候上都相去甚远。

近年来，土耳其最长的海滩常常被誉为“未遭破坏的世界”。漫步在西南岸的帕塔拉（Patara）沙滩，我像很多人一样发现了这片沙滩受到严格保护的原因——登岸产卵的赤蠵龟在沙滩上留下了像轮胎印一样的足迹。而在海滩尽头、沙丘之外，则是另一番景致，那里有一座恢宏的古罗马外省城市遗址。

这处废墟拥有公元2世纪前后罗马城镇的一切基础设施。有举办露天演出的大型剧院；有两侧商铺林立的大街，其中一家店铺门口还雕刻着避祸驱邪的**的阴茎；有神庙宽阔的入口；有土耳其式的公共浴室；有带屋顶的议事厅；有横跨引道的三重拱；还有依靠喷泉水压将淡水输送到各处的古老的引水渠。

不畏夏日酷暑的游客可以徒步参观两种相当少见的罗马建筑。2011年，我参观了其中一座，那里已是一片荒芜。从沙丘中挖出的废墟原本是个高耸的圆柱形塔楼，内有螺旋上升的阶梯，从残存的青铜铭文判断，此乃以尼禄皇帝之名建造的灯塔。

沿着一片看似沼泽湖泊的边缘前行，就能找到另一座建筑。这里曾是古代港口，如今则被陆地包围。庞大且保存完好的建筑分为若干隔层，正面的拉丁铭文写明了它在古代的用途。

铭文写道，哈德良皇帝在此处建了一个谷仓[313]（公元129年）。哈德良此举是否为了当地外省人的利益，专家们尚无一致意见。或许，他想在这里囤放进口的粮食，又或者是想给当地商人提供可租用的库房，以此刺激商业发展。灯塔和谷仓见证了支撑着罗马城市生活的海运贸易，尤其是在风沙最终掩埋了海港之前，古帕塔拉作为港口的重要地位。

在这里工作的土耳其考古学家尚未完全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发现。1993年，一场神秘的纵火案点燃了依旧覆盖着大片杂乱废墟的灌木丛。火灾无意间曝光了一堵中世纪时期的墙，砌墙的石块来自一座被拆毁的罗马时期的柱形建筑[314]，上面还刻有文字。

该发现在专家中引起了轰动，因为石刻的内容非常罕见。柱子上的文字呈红色，记录了一个罗马帝国统治的标志性故事——筑路。罗马人沿用希腊人的叫法，将帝国的这一部分称为吕西亚（Lycia），因此这条道路便“贯穿吕西亚全境”。碑文随后罗列了各地区的道路和长度，看上去像是一项协同合作的工程，既有对现有道路的测量，又新修了部分道路。

这座建筑也揭示了罗马人是如何在该地区开始强制实施直接统治的。几乎可以肯定，该建筑原本是克劳狄皇帝（公元41-54年在位）的雕像。在建筑的正面，吕西亚人，或是当时代表他们的人，热情地自称为“热爱罗马、热爱恺撒的忠实盟友”。他们感谢罗马皇帝，称他为“（吕西亚）民族的救星”。

这是因为，这位皇帝曾将吕西亚人从“内乱分裂、无法无天、盗贼横行”中拯救出来。在这场危机中，皇帝派遣的代表将吕西亚城市联盟的控制权从“轻率鲁莽的多数人”手中拿走，转交给了“由最好的人中挑选出的市政官”。不难看出，在这样一个特定时期，帝国在该地区修建道路乃是出于安全考虑。罗马道路的首要意义在于军事和战略意图。

罗马人为帝国做了很多，但不包括推行民主。碑文的措辞掩饰了一场带有反罗马色彩的群众运动，运动的矛头直指统治该地区的亲罗马的上层社会。为了整治混乱局面，公元43年，克劳狄派出了昆图斯·维拉尼乌斯。昆图斯的解决方案是组建一个新的地方寡头议会来统治吕西亚联邦，以此取代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已失去罗马信任的前议会。昆图斯作为吕西亚的第一任罗马总督在此驻扎了四年，监督着这种强制性的稳定局面。

维拉尼乌斯重新任命的地方官员都是当地名流。前往帕塔拉的游客可以很容易地在剧院墙壁上找到一段当年的希腊铭文[315]，为了更醒目，刻着铭文的石板一圈还镶上了边框。这是“帕塔拉的公民”维利亚·普罗克拉（ViliaProcla）向当时（公元47年）的皇帝效忠之后，送给本城同胞的一件慷慨大礼。她完成了自其父晚年开始的修复被地震损毁的剧院的昂贵工程。

这两名富有的捐助人称自己既是罗马人也是吕西亚人，也就是说，他们具有罗马和帕塔拉的双重公民身份。二人的名字也是罗马式的，而非本地名字。他们仰慕罗马人的行事风格。铭文里将表示罗马式“遮阳篷”的这个拉丁词汇译成了希腊字母。有个故事可以说明这种色彩明快的装饰物在地中海的骄阳下有多么受欢迎。故事发生在暴君卡利古拉（公元37-41年在位）身上。相传，在首都举行角斗表演时，他下令在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将遮阳篷收起来，“并命令在场任何人不得离开”[316]。

渡过大半个地中海来到这些罗马时期城市遗址的现代游客会发现，从西班牙到叙利亚，古罗马行省中的人们带着某些相似的生活痕迹。就社会层面而言，地方政府就是帝国精英阶层富豪统治的翻版。符合财富标准的富裕城镇议员们主持着本地政务，包括征收罗马税务。高级官员中的骨干人员则直接由罗马派出，旨在密切监视地方政府，他们有时——但并非总是——有军队做后盾。

在帕塔拉这样的城镇里，贫穷与富有总是共存。外省的富人在这样的小城里从事着维多利亚时期“慈善资本主义”的古老版本。奥古斯都和他的继承人们重建了罗马，让它展现出罗马权力的威严（还是那句话，让罗马“更伟大”）。维利亚·普罗克拉等地方捐赠者则希望通过兴建一个微缩版的城市景观来讨好远在罗马的靠山，特别是皇帝陛下。

她的动机可能还包括对她“最亲爱的祖国”的真实情感，正如她在铭文中把帕塔拉而非罗马称为祖国。不过，斥资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大理石上并没能让普罗克拉成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htingale）[5]。虽然帕塔拉的居民们喜欢当地剧院的演出和公共浴室等其他便利设施，但基督教义的仁慈关注的是未来。

2014年，我听了一场芬兰公共卫生专家所做的关于古代卫生设施的富于启发性的演讲。[317]他的主要观点是，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没有水源传染疾病的概念，因此，痢疾、斑疹伤寒和腹泻是当时主要的致命疾病。他指出，罗马城市常常把公共厕所修建在浴室附近或浴室内部，而家用厕所则紧挨着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