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权力的游戏——亚历山大身后的世界
21世纪初,改编自系列魔幻小说《权力的游戏》(GameofThrones)的电视剧轰动荧幕。电视剧的片头展现了一幅酷似不列颠本岛的虚构地图,故事情节则围绕着那个王国里彼此关联的领主、领主夫人等贵族集团展开,他们各自统治着王城之外的领地,为争夺王位展开了武力竞争。
很多历史学家,甚至不少公众,对这个虚构的世界都不会感到陌生。这个世界里的基本组织原则是世袭血统——“史塔克家族”“兰尼斯特家族”等等,在这些血统谱系中演绎了家庭生活里常见的刻板模式或反常行为——狡诈的岳母、不良少年、**的兄弟姐妹。
如果该系列剧表现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让你觉得似曾相识,那不只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王朝就是家庭生活的缩影,也因为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都是由世袭家族统治的国家。因此,我们很多人多多少少对电视剧里展现的所谓七国等级社会里的宫殿、王位、华丽的服饰和礼仪耳熟能详。
有刀光剑影但无魔法巫术,亚历山大死后动**不安的古代世界与《权力的游戏》何其相似。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以马其顿国王的军官们为主的各支军事力量在古代近东版图上展开了厮杀。野心最大的人想谋求亚历山大帝国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其余的退而求其次,想瓜分一块领土自立为王。
这些军事集团彼此结盟、通婚,当然,也会在战场内外自相残杀。弱者得不到丁点怜悯。这一切都因亚历山大没能确保世袭继承而起。他脆弱的遗孀和遗腹子,以及短暂继承王位的有精神疾病的同父异母兄弟皆被屠杀。
经过了纷乱的行军与扎营、陆战、海战、围城,公元前3世纪的头一个10年,也就是“闪电之光”消失后又过了整整一代人,一幅后亚历山大时代的政治版图渐渐清晰起来。
这个新世界——一般称为“希腊化世界”——的根基极不稳定。如果说万变中还有什么不变的话,那就是任何一块疆土的统治权都在不断易手。对声望和战利品的渴求意味着各支王室军队从未停止对这片或那片土地的争夺。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在如今的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和中东地区,政权频繁更迭。
最终,略略稳定的局面随着几个新统治家族出现了,虽然远不能与亚历山大时代相比。希腊化世界不再有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是听命于若干个国王。其中,有三名亚历山大的将军及其后代在王权的交接传承方面做得最为出色。亚历山大儿时的伙伴托勒密(Ptolemy)的王位传了九代。另一名将军塞琉古(Seleucus)的后人中出了十代君王。第三名将军安提戈(Antigonus)的王朝则只延续了五代人,是上述三个国家中最先被罗马人消灭的。
亚历山大之死引发了一场王位继承战,这三个军事家族的先人在战争中各自获取了一块原本属于亚历山大帝国的核心领地。托勒密家族占据埃及;塞琉古家族起先占据叙利亚,接着又夺取美索不达米亚;安提戈家族得到了马其顿。
几大家族在其他利益集团的帮助下继续掌权。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法国考古学家正忙于在该国北部边境挖掘一处古代的设防城市。从公开的资料和照片可以看出,该城最显著的特色是对防御的强调。城两侧有两条河流交汇。除了护城河之外,还有一道由厚实的砖墙和干泥砖塔楼构成的防御工事环绕四周。城墙之内才是制高点、要塞和地势较低的城镇本身。
此地被如今附近村庄的人称为阿伊哈努姆。当年,这里的居民中显然有一些希腊人。我在序言中提到,21世纪初,一批来自阿伊哈努姆的“珍宝”在世界各地巡展。就在本书写作之际,它们去到了东京。我是在阿姆斯特丹见到这批文物的,其中两件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件是我前文提到过的状如希腊戏剧面具的水龙头。另一件是一块当地的石头,上面刻着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文。这样的石头居然出现在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边界,本身就非同寻常。更有趣的是铭文的内容,不仅有远道而来的希腊定居者的名单,还刻着他们的故乡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里的希腊先贤名言:“在孩童时代要表现出良好的举止;青年时代要有自制力;中年时处事公正;老年时能提出明智的建议;临终前要无怨无悔。”[198]这条古老的生活准则代代相传。当年,那些做父亲的或当教师的是否曾在这块石头前教导过说希腊语的年轻人?同样在那个地方还有一栋建筑,令你不得不刻意提醒自己是在阿富汗而非希腊。那是一座典型的希腊式体育场,与我们上一章提到的一样,有一个做运动的四方形大庭院,周围是一圈建筑。
公元前3世纪,运动场已成为希腊城市中为有能力负担学费的富裕公民子弟提供中等教育的标准机构。只要有运动场的地方,当地社群中就肯定存在说希腊语、接受希腊文化的精英家庭,哪怕是在古代阿伊哈努姆这样的非传统希腊地区。
我们并不知道该地的古代名称。当初的欧洲人可能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即亚历山大死后几十年间,借着马其顿帝国军事霸权的余威迁居至此的。塞琉古获得了亚历山大帝国中的这一部分领地,他的一名船长有可能就是这个定居点的神秘开辟者,从同一段碑文中可知,他的希腊名字叫“奇涅阿斯”(eas)。法国人在此发现了不少民宅,但建筑风格并非希腊式的,而是东方式的。该地的庙宇看起来也不像希腊庙宇。毫无疑问,当年的希腊定居者及其后代曾与亚洲人生活在一起。
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在美索不达米亚遣散了约一万名马其顿人,他们中很多人在当兵时与亚洲女**往,有了孩子。因此,可以肯定,像亚历山大那样与本地人通婚的行为从这一波希腊移民潮出现之初就相当普遍。
来自爱琴海世界的先行者们在亚历山大或其马其顿继承者的保护下来到这些新城市定居,他们希望或要求得到农田作为当初效力军营的回报。公元前4世纪,除了以亚里士多德为首的一批思想家,或许还有不少希腊人都认为,在完美的希腊式国家里,城市集体农田的辛勤劳作应该由外族奴隶承担,就像当年的斯巴达那样:
从理想角度而言,那些种田的人最好是奴隶,而非我们的同胞或与我们具有同样精神人格的人(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既可以劳动又不会反抗),退而求其次则应是具有类似性质的野蛮人。[199]
由于缺乏证据,我们很难断定当时在亚洲和尼罗河谷的希腊移民农场中劳作的是否就是类似黑劳士的奴隶。但那里的雇农往往是当地农民,就像如今在阿富汗谷地耕作的普什图人(QualangPashtuns)[16],或埃及的雇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定居者是经济移民。他们有的是退伍军人,其中包括成千上万为军饷而战的希腊雇佣兵。也有不少人来自希腊内部冲突的失败方,被自己的故乡放逐。对于所有这些人而言,亚历山大的征服为他们带来了新机会,打开了海外的一片新天地,在那里,国王提供的新农场替代了故土被没收的老宅邸。
建立一个城市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项属于帝王的传统由腓力首开先河。他的“腓力之城”——腓力波利斯(Philippopolis)——就是如今保加利亚(Bulgaria)境内的普罗夫迪夫(Plovdiv)。
塞琉古和他的继承者们更是积极建造新城。他们死后,这些新城镇就以创建者的名字命名,作为对王室的纪念。土耳其最东南端的安塔基亚(Antakya)依旧暗示着它最初的名字“安提阿基亚”(Antiocheia),即安条克(Antioch)——该城以第一位塞琉古王之子安提阿古(Antiochus)的名字命名。
除了起到自我标榜的作用,以王族名字命名的新城在亚历山大看来还具有军事价值。男性公民有应征入伍的义务。国王们也想从土地上尽可能多地收税。他们似乎将王国当成了利润生产地,就好像近代大工厂那样,在总经理的管理下高效运作。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些被委以艰巨责任并被给予丰厚回报的铁腕人物。古埃及的莎草纸文献提到了阿波罗尼斯(Apollonius)。此人是托勒密一世之孙的dioiketes,这个头衔源自古希腊动词“管理房屋”,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托勒密三世的“财务大臣”。他的权力范围远远超出埃及,直达公元前3世纪时期托勒密王朝的海外领地,包括塞浦路斯、如今的土耳其南部以及爱琴海北岸。
阿波罗尼斯统治下的埃及还有一些区域管理者,他命令他们采用一切必要手段,比如为灌溉引入足够的水源、听取农民的抱怨等等,从而确保尼罗河谷的所有可耕地都得到充分开垦。作为回报,托勒密国王赐予希腊移民家庭出身的阿波罗尼斯一大片庄园,这片面积超过10平方英里的土地就位于开罗(Cairo)西南部法尤姆(Fayum)的丰饶农业盆地里。
塞琉古和他的继承人们可能将同样的思维方式——一种也许会得到撒切尔夫人赞同的家庭经济学——运用到了城市建设中。除了阿富汗边境地区之外,他们似乎也将这种希腊风格的新城镇复制到了富有但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比如在波斯帝国时期仍然以物易物、没有流通货币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
新兴的城市市场旨在通过向周边农民的交易中引入皇家造币厂的银币来促进现金经济。城市用收回的货币支付王室税收,塞琉古的国王们再用这些银子支付货币化程度更高的地中海地区的开销,尤其是军饷。塞琉古王朝各类军事行动中最频繁的是与托勒密军队在埃及争议边境的对抗。该地区位于如今的贝卡(Beqaa)谷地,是黎巴嫩的主要农业产区,因黎巴嫩的顶级葡萄酒庄穆萨酒庄(Ch?teauMusar)而享有盛名。
阿波罗尼斯是一名技术型精英,在今天或许会被归入技术官僚之列。此类人与普通士兵一样,也是托勒密家族和塞琉古家族力图从希腊本土吸引来的移民群体。他们受过教育,懂得如何管理经济,也知道如何监督战略物资的生产,尤其是军事装备。为了更好地吸引这些希腊人移民,早期的国王们试图打造出古爱琴海世界的文化风貌。可以说,为了笼络人才,各王族各显神通,争相建造最辉煌的皇家首都。
亚历山大只在地中海东部建了一座城,即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自从1952年埃及的纳赛尔(Nasser)将军“鼓励”当地希腊人搬离该城之后,这里便荣光褪尽、衰败不堪。那些希腊人是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第一批希腊定居者的后裔。1995年我到访该城时,老希腊学校荒废的校舍前仍然竖立着亚历山大的雕像。托勒密二世和托勒密三世着力推动了这座在当时仍很年轻的城市的发展,将其建设为希腊式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雅典式的——文化之都。
与罗马时代的伦敦一样,亚历山大里亚的古老过往已被数个世纪以来不断的占领所掩埋,古迹**然无存,唯余地下墓穴。其中一座墓穴里的希腊壁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记得那幅壁画画的是一棵橄榄树,这种树的果实在希腊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当年的新移民想必渴望在新家园栽种橄榄树。亚历山大选择这个地方建城,主要考虑的可能是该地成为地中海主要港口的潜力。他定然想到了进出口贸易,以及可以对这些商品征收的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