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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空前的灾难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页）

第九章“空前的灾难”——伯罗奔尼撒战争

大部分前往雅典国家考古学博物馆参观的游客都没有注意到隔壁的另一家博物馆。这家除专业人员外鲜有访客的铭文博物馆里收藏了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古希腊碑文。

在专家们眼里，该馆的镇馆之宝当数那块约18英尺高的巨石。它几乎触到了天花板，得借助梯子才能阅读顶部的铭文。若是靠近一些，你可以看出整块石头其实是用现代石膏拼接的古代石碑碎片。

这一现代学术界的奇迹乃是美国专家们在1927年完成的，他们共黏合了来自同一块巨型大理石上的180多块碎片。这块大理石很可能来自某处荒废的建筑遗迹，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最初将它置于雅典卫城。石碑上的铭文刻着献给卫城守护神雅典娜的贡品目录，在古代，每年都会有石匠爬上梯子新刻一条记录。

这座破损石碑的重要意义在于记录了进贡者的身份。正如我们所知，希腊盟军在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战役中让薛西斯的残余部队遭受了决定性的重创。此后，波斯人依靠战舰继续威胁着大陆东部的希腊人定居点，而盟军则以希腊大陆的斯巴达为主力继续抗击波斯人的先锋。

不过，联合起来的希腊人觉得，指挥普拉提亚之战的斯巴达王保塞尼亚斯的行为开始越发像个暴君，而非统帅。我们在前文提到，正是此人在德尔斐的胜利纪念碑上刻下了那段后来被擦除的自我标榜的铭文。见识了雅典人及其海军对抗波斯人的骄人战绩，同盟决定请雅典人接过领导权。

雅典人看到了机会，当仁不让。为了筹措作战资金，他们规定，希腊同盟各邦或依据其资源缴纳金钱，或提供船只（在一开始）。25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454年，雅典人将同盟金库从位置相对居中的提洛的基克拉迪克岛（CycladidofDelos）搬到了雅典卫城的圣所里。为了取悦金库的新保护神，同盟成员同意将每年缴纳资金的六十分之一献给女神。

雅典人让石匠在卫城专门竖起一块石碑，就是为了记录每年的供奉。第一行记录刻于公元前454—前453年，内容如下：

迈西普尼亚人（Mes）

斯多利亚人（Stolians）

波立克尼亚人（Polis）：231德拉克马2奥波。

辛吉亚人（Singians）：2（？）2德拉克马2奥波。

萨索斯人（Thasians）：300德拉克马。

米西亚人（Mysians）：33德拉克马2奥波。

叙安格利亚的皮克雷斯（PicrestheSyangelian）：（50德拉克马）等。[144]

缴纳供奉的同盟成员所在地动态展示了希腊同盟的势力范围。皮克雷斯是土耳其西南方博德鲁姆东部的地方统治者，他甚至都算不上希腊人，而是卡里亚人。自雅典人接过领导权后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在雅典将军们的统率下，希腊盟军已成功地令波斯帝国无法插足爱琴海和小亚细亚西海岸，这样的武功几乎可以同早前在希腊大陆对抗波斯人的胜利相媲美。

最大的胜利当数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中期，一名雅典将军率领200艘桨帆船沿土耳其南部海岸线搜寻传说中的波斯军队。他在位于今天的安塔利亚（Antalya）不远处的被希腊人称为欧里梅敦河（Eurymedon）的河口扎营。该河上游水流湍急，如今河上的船工更是以弄潮好手闻名。希腊步兵在此处登陆，给弃船上岸避险的敌人以致命一击。

希腊盟军这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迫使波斯王承认一条其战舰不可逾越的界线，从而将波斯海军阻挡在希腊领土之外。欧里梅敦河以西不远，土耳其南部海岸线突然拐了个弯，形成一个岬角，岬角附近有一连串五个近海小岛，被古希腊人称为“燕子岛”。近年来，笔者曾乘船不止一次经过这片景色优美的地区，但可能是因为季节原因，从未见过燕子，倒是看到了海豚。据说，当年希腊人就选择这些岛屿作为界石。历史学家们无从得知他们是否就这些条款与波斯人缔结了正式的和平协定，但大约就在那个时期，双方停止了战争。

尽管如此，希腊人并没有解散反波斯同盟。公元前454年或公元前453年，当他们在雅典卫城竖起那座巨石碑时，第一行铭文下方的大片空白便引发了同盟中某些人对雅典人野心的担忧。萨索斯人后来的经历证明，脱离同盟绝非易事。

在上文引用的碑文中，第五行提到的“萨索斯人”指的是爱琴海北部一个富裕的希腊岛屿萨索斯（Thasos）的公民。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述，他们像其他同盟成员一样曾发誓，只要波斯帝国仍存在，就“永远”留在同盟中。然而，公元前465年左右，萨索斯人背弃了誓言。雅典人立刻派出战舰登陆该岛，将萨索斯人围困了整整三年。被困者最终投降，雅典人强迫他们签署了屈辱的条款并重返同盟，还雪上加霜地逼迫他们缴纳逾期的年贡。

雅典人对待盟友的方式开始越发像帝国统治者对待属臣，这种态度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一个世纪之后，一名雅典作家回忆了雅典人曾如何“在狄俄尼索斯节的舞台上当着全场观众的面”[145]炫耀同盟款项的。他所指的是同盟代表们每年春季送往雅典的稀有金属。在外邦人看来，这种一年一度向全体公民的展示可能更像是在宣示雅典的实力。

在那些了解波斯帝国内部运作方式的希腊人眼中，雅典的这种做法与同盟一心抵抗的帝国行为并无二致。波斯人也喜欢炫耀收缴的贡品。伊朗西南部波斯波利斯的波斯王宫里就有表现游行场面的装饰画。那些抬礼物的人是国王的属臣，他们按照种族列队，抬着各自土地上的出产站在“万王之王”的面前。

根据后世作家们的记述，雅典人开始将同盟的战争经费悉数放进自己的腰包。事实上，他们把这笔钱当成了雅典城的收入。那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雅典人热衷于美化自己的城市。这种通过文化作品追求“软实力”的做法在现代也屡见不鲜。伯里克利富有创造力，他是缔造者，也是帝国主义的拥趸。

这一做法的结果——尤其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卫城的那些精美建筑——构成了现代人眼中辉煌的希腊文明的核心部分。但雅典公民的个体经济贡献，无论是农夫、商人还是其他人，绝不可能是该成就的唯一财富来源，甚至连主要财富来源都算不上。

伯里克利的政策在雅典人中引发了分歧。根据一名古代作家的记述，公民大会上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从我们如今称为“伦理”的角度斥责对同盟经费的滥用行为：

肆意侮辱和对暴政的屈从无疑有损于希腊的形象。我们用强制征缴的战争经费为自己的城市涂金抹银，在世人看来，我们就像个****的女人，正往自己的衣柜里塞进昂贵的大理石、神像和价值连城的庙宇。[146]

这些后世记述绝非只是在重复雅典民主制度庇护下的伯里克利的政敌们的攻击。公元前447年，雅典人开始修建帕特农神庙。雅典碑文上的逐年记录表明，修建新神庙的资金来自雅典官方收取的同盟年供[147]。

挥霍同盟金库的行为显然没有经过同盟成员的协商同意，但据说得到了伯里克利本人的明确支持：

伯里克利对民众说，他们不欠同盟提供的抵御野蛮人的战争经费；“他们没有提供一匹马，”他说，“没有提供一艘船、一名重装步兵，只出了钱；这些经费不属于提供者，而是属于接受者，只要后者提供了相应的物资装备。”[148]

把同盟经费花在公共事业上的做法强化了雅典在希腊同盟中的主导地位，也进一步增加了雅典相关利益者的财富。这些人中包括军人，尤其是来自下等阶层的桨手——虽然并非全都是雅典公民。他们靠在雅典桨帆船上卖苦力换取酬劳。

这些战船如今按照拉丁文译为三列桨战舰，是一种单桅木船，船头带有尖利的青铜撞击器，船身两侧各有三排船桨。与很多人一样，笔者也曾登上一艘停靠在比雷埃夫斯干船埠的现代复制版三列桨战舰，这里在古雅典时代就曾是战舰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下水测试中，尽管年轻的桨手们使出浑身解数，这艘精雕细琢的复制品仍不能以古希腊原型的最快纪录（每小时10英里左右）行驶超过几分钟。

由此可见，与所有海上强国（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一样，雅典舰队依靠的是季复一季、年复一年的持续训练换来的精湛技巧。这种磨炼令水手们不仅能执行起航、停泊、前进、倒退等常规操作，还能完成一系列需要高超技巧的行动，比如（用古希腊术语按字面翻译过来）“驶入并穿出”，即一队战船驶入一队敌舰，然后用船首的铜尖撞击敌船无遮无挡的两侧。

大体而言，越是贫困的雅典人，参与民主管理越是积极。伯里克利订立了向担任雅典法庭陪审员的公民支付报酬的制度。这些陪审团规模很大，通常有501名成员，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被告行贿，确保审判更加公正。如此一来，伯里克利可能也强化了当时的某种观念，即雅典在同盟中的统治地位与城邦民主不无关系，哪怕此举令城市的财政收入越发混乱，并使得同盟成员无从得知他们支付的经费去向。

通过推动公共事业，伯里克利将相关利益者从本地进一步扩展到整个海上帝国。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的一段碑文记录了公元前5世纪时参与卫城新神庙修建的建筑师、石匠、雕塑师、木匠等的工钱。可以看出，他们都是雅典挪用同盟资金兴办公共事业的潜在受益者。这些工匠中既有雅典市民，也有外来居民或外邦人，还有雅典的奴隶主，后者可能用得到的工钱来支付给修建神庙的奴隶。

雅典人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其他城邦对自己的反感。在伯罗奔尼撒南部，斯巴达人及其盟友越发不安地关注着雅典人的野心。他们也有一个军事联盟，比以雅典为首的那个早得多。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希腊城邦间订立了一个永久协议，目的是在斯巴达的领导下共同抗击敌人。

根据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记述，在一次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来自伯罗奔尼撒同盟科林斯的使节们怀着对雅典的不满，对比了斯巴达人与雅典人的性格差异，终于让斯巴达人意识到雅典的威胁：

你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你们将不得不与之对抗的雅典人的处事方式，没有意识到他们与你们是多么不同。他们喜欢革新，对一切新计划都既能快速构想又能迅速执行；而你们很保守，只想小心翼翼地保住自己已有的，从不主动出击，甚至到了火烧眉毛的关头也一动不动。他们的胆量胜于实力；他们甘冒精明人不愿冒的风险；他们即便身处厄运也满怀希望……他们冲动激进，而你们徘徊不前；他们永远行在路上，而你们总是待在家里。[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