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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凶猛的罗马被俘获了希腊的诱惑（第1页）

第十六章“凶猛的罗马被俘获了”——希腊的诱惑

大约公元前60年，一艘古代货船在希腊本岛东南端暗涛汹涌的水域中沉没了。两千年后，渔民们偶然中发现了仍散落在海**的船只残骸。潜水员在沉船现场打捞出一些古代物件，由于长时间的海水浸泡，早已面目不清。经过修复人员艰难细致的工作，这些东西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原来，这是艘装载着希腊奢侈工艺品的宝船。

潜水员们发现了大量大理石雕塑，其中包括一件体态俊美、呈摔跤运动造型的男像。他的一侧洁白无瑕，几乎呈半透明，而另一侧则由于千百年来微生物的侵蚀而变得千疮百孔。这件作品原本是件铜质的青年雕像，略大于真人尺寸，雕塑风格比沉船时间早三个世纪。也就是说，当它被装上船的时候，已经是件珍贵的古董了。

船上不只有古董和当时的艺术品。沉船现场发现的一块手掌大小、内嵌齿轮、已被腐蚀的青铜引起了计算机爱好者和考古学家们的兴趣。利用21世纪的扫描仪器，研究人员认定，铜块内部的东西乃是一套连锁齿轮，原本用来控制嵌在木匣两面的表盘和指针。

这个奇特的装置有点像立式座钟，虽然现代媒体的夸大宣传称之为“计算机”，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个机械计算器。当操作员转动手柄，两面的表盘和指针就会像现代印刷台历那样给出天文数据和日历信息，比如日期、日食预测、天体运行位置等。

无论这台精妙的仪器出自何人之手，完成这些零部件的拼装必定需要精湛的技艺和精准度。同样地，我们无从知晓这台装置的设计者的身份，但想必是位希腊天文学家。在我们已知的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发明家中，声名最盛的当数来自财富之都叙拉古的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最著名的发明之一是带有运动部件的天球形天文仪器。公元前211年，罗马人占领叙拉古，军队总司令便从所有战利品中选择了这一件据为己有。当上文提到的船只在安提基西拉岛（Antikythera）沉没时，这个天球仪依旧是克劳迪·马塞卢斯（ClaudⅡMarcelli）家族的传家宝。将军的后代们将它保存在罗马的府邸中，供好奇的访客们一饱眼福。

阿基米德天球仪的命运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艘载着安提基西拉岛机械的沉船本该驶向罗马。

沉船现场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窥探文化传播过程的窗，极好地说明了罗马人对希腊文明的热衷。他们喜爱的不仅是希腊艺术，更有科学，刚刚提到这些仪器正是希腊天文学的结晶。彼时，希腊人对古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已有深入了解。在古典文明史上，这是我们第一次可以详细追踪这样一个广阔、漫长的文化传播过程。

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可以尽情享受征服希腊所带来的文化盛宴，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位于意大利的另一处考古遗址揭示了此类货物平安抵达意大利港口之后的去向——罗马共和国里有钱有势的顶层人物是希腊文化最重要的消费者。

大约公元前40年，一个不知名的罗马富豪在赫库兰尼姆（Hereum）城外的维苏威山（MountVesuvius）半坡建造了一栋富丽堂皇的别墅，那一带随即成为罗马富豪们的度假胜地。宽阔的台地俯瞰着碧蓝的那不勒斯湾，带围墙的花园里有柱廊遮挡骄阳，一条微型运河为人们带来清凉。别墅各处装点着精美的希腊雕塑品，其品质足与安提基西拉沉船的艺术品媲美。在意大利漫长的夏季里，一代又一代的房主在此享受海景，还可以命令奴隶为他们朗读图书馆里的希腊书卷。

18世纪的挖掘者在此找到了数百件烧焦的块状物，他们起先以为是木炭或木头，其实是约2000件莎草纸书卷。公元79年，喷发的维苏威火山将炽热的气流、蒸汽和泥浆倾倒在赫库兰尼姆之上，也封存了这些书卷。与此处的雕塑和建筑相比，这个现存唯一的古典时代的图书馆才是这所如今被称为莎草纸别墅的真正宝藏。

该图书馆的部分藏书据信曾为希腊哲学家菲洛德谟斯（Philodemus）所有。他的家乡在如今的约旦（Jordan）。公元前1世纪，抱着找个罗马富人做资助者的希望，他来到罗马，并如愿以偿。至于他的书最终怎么到了这所别墅里则是个谜。无论如何，别墅的某个主人显然热衷于收集希腊哲学书籍。

若想深入了解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贵族阶层对希腊文化的态度，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再来说说罗马政治家西塞罗。他留下的大量作品——单单现存的书信就超过900多封——让我们得以详细地重现他的全希腊式教育。

20多岁时，这名年轻的骑士离开罗马，东赴希腊，前往当时最负盛名的学术中心求学。他在雅典和罗德斯（Rhodes）拜入名师门下学习希腊哲学和公共演讲艺术。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还能阅读艰深的希腊文著作。这在公元前1世纪时可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任务，因为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当时的希腊书面语和日常口语的差异已越来越大。

作为公众人物，西塞罗或许显得自命不凡，但他的思想的确令人叹服。他对希腊的高等教育有着知识分子特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希腊研究中，其痴迷程度远远超过了那些富有的罗马别墅主。他避开当时罗马政界愈演愈烈的压力和危险，开始专注于用自己的希腊研究成果著书立说。他是一名极富天分的拉丁作家，且试着利用该才能向本阶层的罗马人普及艰深的希腊哲学论题。他无意同希腊大师们在知识原创性上一较高下，而是着重为讲求实际的罗马人选取更有用、更切身的东西。这种做法究竟算是对大师的致敬，抑或是盗用，智者见智。

对于希腊文化优越性的问题，西塞罗的态度极具罗马特色。他怀着爱国热忱试图证明，尽管拉丁语的词汇量较小，但足以传达出希腊学者精妙的思想。他声称，其实自己的母语至少在某些时候更优越。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典型的罗马式观点着眼于道德。例如，他指出，拉丁语用这个词指称常规进餐，强调的是群体性（英语中的“宴会”一词也是如此）；而希腊语中对应的词汇symposion则指的是某种更低级的行为——酒会[292]。

在如今这个越来越讲求语言自由的年代，《牛津英语辞典》平均每年要新增1000个词汇，词汇的内涵揭示了社会道德标准的说法听上去或许有些过时。就此而言，尽管——或者正因为——在如今人们的印象中，古罗马人纵欲无度，但彼时的罗马却展现出了复古的强烈道德感。

在这幅不仅是文化传播、更是文化交流的复杂图景中，有西塞罗赴希腊求学，也有希腊人来罗马献艺。希腊哲学家菲洛德谟斯——就是著作藏于赫库兰尼姆图书馆的那位——亲自来到罗马为自己的专长寻找买家。菲洛德谟斯是希腊哲学大师伊壁鸠鲁（Epicurus）的门徒。伊壁鸠鲁关于享乐的学说吸引了一个名叫卢修斯·卡普尼乌斯·皮索·恺索尼努斯（LuciusiusPisous）的年轻贵族。有些学者认为，这个皮索，尤利乌斯·恺撒未来的岳父，正是那个不知名的莎草纸别墅主人。

年轻的皮索和菲洛德谟斯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这位哲学家写过一首（流传至今的）希腊诗歌，邀请他的罗马朋友去他的“陋室”共享“母猪**和希俄岛的美酒”[293]。这样看来，菲洛德谟斯就好像是个为生活奢华的赞助人提供粗浅哲学服务的弄臣。这首诗同时也凸显了当时——公元前70年前后——罗马贵族和为了寻求资助而聚集到首都的希腊知识分子之间双语交流的轻松自如。

罗马对希腊文明的吸收绝非简单地挪用，它也为希腊人向新主顾们售卖文化资本提供了机会。公元前2—前1世纪，输入罗马的不仅有希腊的工艺品和思想，更有希腊人自身。到了基督纪元前后，罗马已经继亚历山大里亚之后成为又一个新的希腊文化之都。

修辞学对塑造罗马社会的贡献功不可没。正如我们所见，在共和时期，对于罗马政界成员——无论是格拉古还是西塞罗——而言，口才是最重要的素质。他们要定期在法庭、公民大会和元老院里面对广大观众发表演说。

我们早先提到，古希腊人首开传授演讲技能的先河。从风格、动作、主题，到观众的心理状态以及如何抓住观众，他们对此做了细致分析，步步分解，写成指南，开设课程。现在，罗马人开始思考该如何用自己的语言将这种希腊技能应用到公开讲演中去。公元前2世纪，传授希腊式公开演讲艺术（即“修辞学”）的专业教师开始在罗马授业。

对于罗马人而言，这可是利害攸关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声音更能展现一个人的性格。”[294]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的这句名言得到了现代研究的支持。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如今的听众会从可信度、语言能力、男性气概等方面判断一篇演说。而在很久以前，罗马人就已经形成了关于演说气质的独特理论。

在公民大会上就严肃主题发言的演说家应该符合罗马道德意义上的“好人”标准。这个主张背后蕴含的思想大有来头，乃是出自严肃的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theElder，逝于公元前149年）。他的名言“好人善言”[295]影响了罗马人长达几个世纪。罗马演说家的言谈既可体现他的“善良”，也可展现他的“刚毅”，因为这二者在罗马人的观念中是密不可分的。

作为一名杰出的演说家，西塞罗本人也留下了关于罗马讲演术的文字。他想以高尚的罗马方式来提升拉丁语公共修辞的道德维度。他相信，好的演说者也应该具备哲学家的素养，因为在缺乏宗教道德教化的情况下，哲学曾经为希腊人、现在也为罗马人提供了自我修行之路。

西塞罗卷入了一场在罗马上演的、关于最佳希腊演讲技巧的论战。在公元前2—前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小亚细亚——即今天的土耳其——的希腊文明主导了希腊讲演术。正如我们所知，公元前1世纪时期罗马的头号敌人、米特拉达特斯国王的王廷就在小亚细亚，不仅如此，他还在西海岸城市说希腊语的群体中建立起了反罗马联盟。因此，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喧嚣的罗马政坛，“亚细亚”风格的演讲方式就成了可以被对手攻击的把柄。伟大的西塞罗亦未能幸免。

在此背景下，一群有学识素养的罗马青年开始自称“阿提卡人”，指称的是雅典周边被称为阿提卡的地方。为了与“亚细亚”技巧保持距离，这些演讲爱好者声称自己的演说风格乃是师法古代雅典人。批评者指责“亚细亚式”修辞华而不实；西塞罗则认为“阿提卡式”枯燥乏味。由于没有录音，我们无从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进行比较。但可以肯定的是，与今天的情况一样，它们对听众的感染力必然同时取决于文化态度和技巧。

有一点非常清楚：最终，罗马人认为最好的公共演说应该是古雅典式的。到了公元前1世纪末期，指导罗马皇帝图密善（Domitian）家族年轻人的演说家指出，“以阿提卡风格说（拉丁语）是最好的表达方式”[296]。

罗马人对同时代的希腊人从整体上抱有偏见：他们夸夸其谈、逃避战争、有恋童癖、生活奢侈、缺乏男子气概。这种主导群体对被征服群体的刻板印象在很多帝国关系中都不罕见。

罗马人倒是倾向于仰慕那些早已作古的希腊人，尤其是伟大的古雅典人和古斯巴达人。毕竟，这些城邦就像罗马一样，不只立足于欧洲，更在战场上（波斯战争）赢得了荣耀，建立起了对其他城邦的统治（雅典帝国和斯巴达帝国）。正如西塞罗指出的，很多罗马人会将希腊取得的“战争荣耀和对他人的统治”[297]与自身联系起来。

罗马的公共演说家们尤其推崇德摩斯梯尼（逝于公元前322年）的雄辩术。正如我们所知，这位雅典政治家发表了一次又一次演说，敦促自己的同胞对抗马其顿的腓力。50多幅罗马时期的德摩斯梯尼肖像足以说明他在罗马深得人心。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保存的一幅作品以“严厉、悲伤而决绝的表情”展现了这位伟人的品格[298]，或许正捕捉到了罗马上层人士在以他们所谓的“阿提卡”风格发表讲演时的“情绪氛围”。

罗马人对待希腊文化的矛盾态度在罗马上层阶级中造就了一种带负罪感的趣味。出身大家族的罗马人喜欢在私下里享受这种乐趣。他们躲在乡间别墅里，远离窥探的目光，身边围绕着说希腊语的侍者和希腊奢侈品，甚至披上希腊式衣袍来激发“内心的希腊情绪”。不过，在首都的公共场合，他们则小心翼翼地裹上罗马男性的传统服饰——宽大的托加袍。

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中输入的希腊艺术品大部分被传统精英阶层（也就是罗马的元老们）所占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罗马社会金字塔较低层的暴发户们也开始希望得到这些象征着财富与地位的东西——一如人们对贵重奢侈品的通常态度。现存的一篇西塞罗的法庭演讲词里提到，独裁官苏拉（逝于公元前78年）昔日的一个奴隶的住宅里堆满了昂贵的希腊商品，其中包括一些来自被毁不久的希腊城市科林斯的著名青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