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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恺撒万岁独裁者降临（第1页）

第十五章恺撒万岁——独裁者降临

天空湛蓝，海风拂面，波涛汹涌，去过岩石**的爱琴海提洛岛的人一定对此难以忘怀。

弃舟登岸，眼前的海岛仿佛一片古老的废墟。大理石碑散落各处，上面的文字依旧清晰。参观者可能会发现，这些文字有时用的是拉丁字母——我们的文字之源。一个上部已不知所终的雕塑底座上，清晰地刻着这样的拉丁文：“在提洛岛上经商的意大利人和希腊人（致敬）盖乌斯之子卢修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LuatiusPlancus）……”[271]早在罗马军队纵横希腊爱琴海之前，这里就已有商人活动，待军队进驻之后，商人们更是蜂拥而至。公元前2世纪晚期，意大利人以扇形之势沿着越来越长的罗马地中海海岸开始了真正的大迁徙。文中提到的“希腊人”可能来自海对岸、意大利南部的老移民点。从葡萄栽培到艺术品市场，这些循着财富而来的侵入者从事着各种行当。为了方便交易，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与元老普兰库斯等罗马要人的关系。

公元前166年，罗马人将提洛岛设为自由港，这就意味着经船运由此岛进出的货物不必交税。位于基克拉泽斯群岛中心的提洛岛地理位置优越，四通八达，一时间成了彼时的香港，一处连接东西方的集散地。

尽管爱琴海阳光灿烂，但提洛岛也有阴暗的一面。基督纪元前后的一名希腊作家描述了该地的一项特殊贸易，且罕见地称之为“罪行”：“提洛岛一天之内就可以接收和发送一万名奴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罗马人在毁灭了迦太基和科林斯后发了财，需要很多奴隶。”[272]然而，在此从事挖掘工作的考古学家们却无从断定该贸易的具体展示和交易地点。

地中海东部的海盗是奴隶贸易的重要供应商，他们将受害者带到这个永远不乏买家的大市场。这些奴隶中很多人最后到了意大利。公元前2世纪30年代，一名路过伊特鲁里亚的年轻罗马贵族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他本以为能领略自由民耕种放牧的田园风光，没想到却看到了“野蛮人”奴隶[273]。

贵族提比略·塞普罗尼斯·格拉古向罗马公民发表了公开演说，后来又谈到了自己的担忧：“那些为意大利而战、而死的人们……虽然被称为世界的主人，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地。”[274]古代作家们对这个格拉古特别感兴趣，在他们看来，他针对罗马农业经济开出的药方预示着罗马漫长的动**年代的到来。

何出此言？根据古代作家们的记述，罗马人从撒姆尼等意大利敌人手中夺取了土地，并将其划分成小块分给移民和其他人。然而，使用奴隶的大地主的农庄越来越大，小农们则受到排挤。失去土地的小农无法满足服兵役的财富标准，也无力养活家庭，随之而来的是，按税额征兵——招募军队的传统手段——变得不再可靠。作家们指出，这一点才是真正令出身将军世家的格拉古担忧的。

如今的历史学家认为，格拉古对罗马社会问题的解读并不准确。关于古代罗马人口规模的陈旧事实和数据，以及考古学家提供的关于乡村贫困人口或农场奴隶营房的不确定证据，在专家们中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可以确定的是，格拉古有心讨好民众。正如我们所知，罗马公民大会的投票程序偏向有钱人和他们所关心的事务。至于罗马穷人——更不用说意大利人了——则要依靠其他方式进行抗议。据说，罗马民众“在柱廊上、议政厅墙上和纪念碑上张贴告示，呼吁他（格拉古）为穷人收复公共土地”[275]。

为了避开反对意见，格拉古利用民选职位，抛开法规细节行事。他力排众议，推行新法规，开启了土地改革的进程。此外，他还一反常例，试图谋求连任，以保护自己不受来自政敌的叛国指控。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反映出他的政见在那些身为大地主的贵族同僚中引发了怎样的反对。他自己的堂兄领着一群抱着同样想法的元老及其随从在罗马的大街小巷搜寻格拉古。最终，身着便衣的格拉古与另外300多人死于石头和乱棍之下。格拉古违背了元老院的主流政治观念，动摇了罗马共和国统治阶层长期形成的共识。正如希腊作家蒲鲁塔克在公元100年左右所写的：“据说这是自废除王权以来罗马发生的第一次以流血和公民死亡收场的骚乱。”[276]

这位格拉古[277]有个非常崇拜他的弟弟，叫盖乌斯，比他小9岁，也对改革充满热情。10年之后，即公元前123年，盖乌斯也当选为保民官，继承了兄长未竟的事业。与兄长不同，盖乌斯深谙雄辩之术，知道演说就像是某种形式的戏剧。据说，他是第一个将生动活泼的大学授课方式运用到公众演说中的罗马人，他在讲坛上来回走动，魅力四射。后世罗马人还记得他演说的只言片语，比如：“奢侈并非维持生命的必需品……”[278]这句话或许是在为令保守贵族们心神不定的新观念辩护。他每月向居住在罗马的成年公民发放谷物补贴。此举受到传统派的诟病，但深受没有土地的城市无产者欢迎。原因很明显：若谷物价格因供应紧张而上涨，他们将是第一批受害者。盖乌斯是位严肃的政治家，言出必行：

他以最大的热情投身于道路工程，既注重实用，又讲求优雅。他规划的道路笔直地穿过乡野，没有一丝偏差，路基用沙土夯实，路面以石料铺就。洼地被填平，纵横交错的激流与沟堑上都架起桥梁，道路两边高度相等，沿线各地均整齐美观。[279]

在意大利开展的这项基础建设是对向贫苦农民重新分配土地方案的支持，该方案由其兄长开启，盖乌斯继之。参与筑路竞标的罗马商人也从中受益。他们属于倾向于寡头政治但表面上并不参政的骑士阶层。

格拉古[2]也利用这个阶层去控制那些滥用权力、贪婪搜刮罗马民脂民膏的元老院行政官。随着罗马在地中海地区领土的扩张，这种利用职权中饱私囊的情形越发严重，因为古代社会并不把我们所谓的腐败当成多么恶劣的问题。不过，崇尚公正的格拉古另有打算。他将原本属于元老院的法庭陪审团职权交给了骑士，让后者负责处理外省人诉罗马行政官敲诈勒索的案件。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项改革使得骑士们在因履行公共合同而与元老院行政官发生冲突时有了强大的武器。格拉古进而又做出一个关键性的决定，让骑士有机会参与利润丰厚的税收事务。此举更如同火上浇油。彼时的罗马本质上仍是个只有基本官僚体系的城邦，事务外包使得共和国无须建立专门的税收机构。不管是否有心为之，格拉古的行为点燃了导火索。短短几年之内，骑士阶层作为一股新兴力量登上了罗马政坛，与保守的元老们有合作亦有交锋。

盖乌斯·格拉古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行事的出发点很可能真的只是恪守原则，而不为党派政治所左右（也就是说，不是一心只想着为兄长复仇）。无论如何，他制定的法规和其兄长的一样，将贵族阶层分成了对立的阵营。当反对派执政官开始着手废除这些法规时，盖乌斯纠集起一群武装支持者。反对派执政官得到元老院紧急法令授权，以同等重量的黄金悬赏盖乌斯的人头。据说，此执政官的一个朋友用长矛挑来了盖乌斯的头颅，但事先挖出了大脑，灌进熔化的铅。

洞悉政坛秘密的不只有格拉古兄弟。提比略·格拉古死后几十年，也就是公元前107年，有名执政官试图用另一种方法解决罗马军队的招募之忧。盖乌斯·马里乌斯（GaiusMarius）没有依赖每年从有产阶层中招募士兵的做法，而是从最贫困的公民中征召志愿兵。此前，统治阶层一向认为穷人不适合当兵，在他们看来，有产者才是国家最好的卫士，在政治上也更“可靠”。

参军的罗马穷人中似乎有不少失去土地的乡村居民，他们是早年那些农民军人的后代，格拉古曾试着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对这些人而言，在这个罗马扩张似乎永无止境的年代，志愿参军的机会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彼时的罗马军队正朝着为物质回报而战的职业军队方向发展。长期服役之后，这些人可以指望从将军那里得到一笔退休金。

从罗马驱车向东一小时就到了坐落在山巅的意大利小城帕勒斯特里纳（Palestrina），从这里可以远眺罗马郊外的美景。这里古称普莱内斯特（Praee），曾是拉丁人的城市，坐落在古代圣所之上。该圣所规模宏大，其遗迹在这个现代小城中仍相当醒目。

为了达到从远处便能震撼人心的效果，一位不知名的古代建筑师用七层人造阶地、坡道和柱廊铺陈出了这座剧场般的庞然大物。任何参观过科斯岛（Kos）上希腊化时期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神殿的人都会记得，那座神庙同样是依山而建，有着巨大的阶梯和宽敞的露天庭院，视觉效果与此地非常相似，好像二者遥相呼应。事实上，这也不是不可能。公元前2世纪晚期，这座福耳图那女神圣殿修建之时，普莱内斯特城里的名门望族也在希腊世界里，他们在提洛岛留下铭文的那些意大利商人中声名远扬。

地中海东面的文化对这个公元前2世纪的拉丁古城的影响也可以从帕勒斯特里纳考古学博物馆的展品中得到体现。该馆的镇馆之宝是一段工艺精湛、充满异国情调的马赛克路面，描绘了托勒密王朝晚期埃及尼罗河畔的繁华生活。显然，有了意大利中间商在地中海贸易与新兴的罗马消费市场间穿针引线，普莱内斯特的上层家庭已经富裕起来。他们一方面在家乡大兴土木建造公共纪念碑，一方面也把财富花费在希腊化时期的希腊风格装饰上，以表达一种骄傲的本地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不再单单根植于意大利中部传统。

出现在意大利中部城镇的这种独立精神在公元前91年发生了明显转变：

120年前，在卢修斯·恺撒（LuciusCaesar）和帕比留斯·茹提里乌斯（PubliusRutilius）执政期间，全意大利都拿起武器反抗罗马人……意大利人的命运与其事业一样，既残酷又公正；因为他们要求得到那个他们为之奋战的国家的公民身份。年复一年，他们在每一场战争中投入了双倍的兵力——无论骑兵还是步兵，然而他们在这个国家里却没有公民权。他们的努力让这个国家无比强大，但国家却傲慢地将这些同种同源的人当作外来者。这场战争夺去了30多万意大利青年的生命。[280]

这段话出自后世一名罗马历史学家之笔，他的先人虽身为意大利人，但在那场战争中却明显忠于罗马。至于反叛者，他们发行了自己的货币，用硬币上的图案表达对罗马的感受。大英博物馆保存的一枚硬币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头强健的意大利公牛踩着一只无助的罗马狼，狼痛苦地仰天长嚎。

古文献中记载的这场战争的伤亡人数可能不准确，但体现了后人对大规模冲突的记忆。原本极不情愿的罗马人亡羊补牢，于公元前90年和公元前89年先后通过了两项律法，终于承认意大利人拥有罗马公民身份。虽然有部分叛乱者渴望彻底脱离罗马，但该历史学家的祖先准确代表了一个无意对抗罗马、更愿意与其携手的意大利阶层：“罗马人慷慨回报了他的忠诚，特别授予他公民身份，并让他的儿子们出任仅有六个席位的地方官之职。”[281]

倘若说意大利城镇的上层阶级曾有意愿开战，那是因为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像那两名地方官一样，对以元老和行政官的身份积极投身罗马政坛感到不耐烦。至于罗马人，为何他们虽自认为对值得接纳的新来者敞开了怀抱，但仍难免被担忧所左右，这一点或许不难理解。符合条件的意大利人究竟有多少，准确数字虽不得而知，但很可能不下数十万。

罗马贵族担心这些新公民会扰乱他们长期以来对公投的控制。罗马政客警告说，在这场游戏中，罗马人的位置[282]可能会被新公民取代。由此判断，这其中还涉及一个更深层的担忧，借用21世纪初期英国首相在谈到移民问题时的辞令，就是担心被“淹没”。

受回报激励的职业军人队伍让统治阶层的将领间争夺军事荣耀的传统竞争出现了新的转折。在征服非洲的战争中，同样是这个盖乌斯·马里乌斯，因为麾下低级军官出生入死俘获了一名敌军将领而获得荣耀，进而成为罗马最成功的将军之一。若干年后，那名叫卢修斯·科内利乌斯·苏拉（LueliusSulla）的低级军官本人也成了声名赫赫的将军，并因协助平定意大利盟军叛乱而当选为执政官（公元前88年）。元老院任命他为军队统帅，对付来自东方的新敌人。

尽管年事已高，但苏拉的老对手马里乌斯仍巧妙地让元老院改变了主意。在罗马南方等待新指挥官的军队正是苏拉之前平定意大利叛乱时率领的那支，他已经通过许诺回报赢得了旧部的好感。一到兵营，他便轻而易举地说服这六个军团向罗马进军。他的部下一路大开杀戒。眼见兵临城下，元老们判处马里乌斯及其同党死刑。

随后，苏拉率军征讨希腊化时期另一名野心勃勃的国王米特拉达特斯（Mithradates）。此人是波斯皇族后裔，盘踞在今天的土耳其北部地区，试图以未来领袖的身份号召希腊人和非希腊人武装抵抗罗马的统治，从而达到扩大自己领土的目的。苏拉在希腊拉开了反击战的大幕。

1990年，一群美国考古学家在可以俯瞰喀罗尼亚平原——就是公元前338年腓力大败希腊人的那片平原——的山顶获得了一个意外发现。考古学家们在一堆碎石中找到了一块刻着希腊铭文的石头，上书“英雄荷莫洛考斯（Homolo?chos）和阿纳西达莫斯（Anaxidamos）”[283]。根据当地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记录，这两名英雄乃是喀罗尼亚的公民，在公元前86年曾率领与罗马结盟的希腊军队上山驱逐了一小股米特拉达特斯的军队。之后，苏拉率军在下方的平原大获全胜。普鲁塔克提到了苏拉在山上竖起的胜利碑，碑文正是“用希腊字母”书写。与对手马里乌斯截然相反，苏拉在表彰和奖励下属方面不遗余力。

将米特拉达特斯的军队逐出希腊后，苏拉与他握手言和。随后，他回到意大利，但罗马已被他的政敌控制。苏拉拒绝解散军队，这使得他实际上成了入侵者。他再次向首都进兵，获得不少元老的支持，并被元老院任命为独裁官——过去为应对军事危机而设立的应急领袖职位。

苏拉倾向于通过维护保守派贵族——比如与他联姻的梅泰利家族——脆弱的优势来恢复稳定。这些“最好的人”——他们如此自称——实际上是形形色色反对改革的人，他们想要恢复过去那种能够确保贵族阶层主导权的传统城邦政治体制。

苏拉试图通过施行恐怖统治让他们得偿所愿。仿佛是现代政治清洗的古老版本，他公布了一份不再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名单，名单上的数百人成了死神的猎物。与此同时，他通过了针对旧宪法漏洞的反动立法。格拉古兄弟曾利用保民官的权力推行改革。现在，苏拉试图严格限制职权来使该职位丧失对平民贵族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