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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罗马人 第十三章 罗马的元老院与人民（第1页）

第二部分罗马人第十三章“罗马的元老院与人民”

任何社会都是由诸多不同群体组成的，有时，这些群体之间有广泛的共性，有时则不然。2011年，一座希腊化时期的墓穴在经过修复后重新开放，向公众展示了古代罗马共和国时期——即从驱逐国王到公元前30年所谓的共和“覆灭”这段时间——最强大的一支社会群体的价值观。

这个墓穴位于与古罗马墓地大道阿皮亚古道（ViaAppia）相连的一座天然凝灰岩小丘之下，由若干纵横交错的地下通道组成。通道的壁龛里曾摆放着至少八具来自同一家族、时间跨度达两个世纪的石棺。如今，参观者在入口处可以看到最古老的那具石棺的复制品（真品保存在博物馆）。棺盖上刻着死者的祭文：“（卢修斯·科尼利）乌斯·西庇阿[（Lueli）usScipio]，格涅乌斯（Gnaeus）之子。”在石棺较长的一个侧面，死者曾孙辈中的某个后人（公元前200年左右）又加刻了一首赞美这位祖先的诗句：

卢修斯·科尼利乌斯·西庇阿·巴尔巴图斯，格涅乌斯之子，勇敢又明智，才貌双全、气概非凡，他是你们的民选行政官、执政官和审查官；他攻取了陶拉西亚（Taurasia）和基萨乌纳（a），也就是萨莫奈（Samnium）；他击败了整个卢卡纳（Lua），从那里带回了战俘。[215]

罗马人的名字包含很多信息。雅典人只有一个名字，在正式语境中则会连带上其父亲的名字，比如：桑提波斯（Xanthippus）之子伯里克利。而罗马公民称谓的正式写法不仅包括其本人的名字（卢修斯）和父亲的名字（格涅乌斯），也包含家族名字（科尼利乌斯），有时候还会带上祖传的姓氏（西庇阿）。显然，这种命名系统帮助罗马男性建立起了特定父系氏族的身份认同。科尼利乌斯·西庇阿家族那样的贵族们会通过几代人使用同一块墓园的方式来加强这种谱系认同感。

卢修斯的墓志铭是写给罗马人看的。在撰写者的设想中，来来往往经过此处的人会停下脚步，阅读和赞叹这位死者的品格。在这段溢美之词中，有几个很关键的罗马词汇突出体现了这个西庇阿所代表的某种符合男性道德标准的公民服务意识。

西庇阿堪称楷模。他“勇敢”，有“男性气概”，曾以三种公共官员的身份为国效力，其中包括备受敬重、竞争激烈的执政官和审查官之职。最重要的是，他的后代强调他是一名常胜将军，并一一列举了他代表国家征服的位于意大利中部的土地。

借着这个家族陵墓遗迹，一个由贵族的人生观主导的社会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一代又一代，冠着同样家族姓氏的男性们渴望成为国家最高领导者，渴望率领大军攻城拔寨。他们自幼浸**在某种道德氛围中，这种道德准则在其他以武士贵族为主导的社会里也很常见。它强调名誉、荣耀和卓绝的男性气概，而这一切都可在公共服务中得到展现。正如西庇阿的墓志铭所体现的，罗马共和国的贵族凭借美德为国效力，而他们的美德也需要得到公众的认可。

这个家族里最后葬于此墓地的是一名女性，据推测，死于公元前2世纪20年代。她的墓碑上是这样写的：“保拉·科尼利亚（Paullaelia），格涅乌斯之女，希斯帕卢斯（Hispallus）之妻。”除了她的贵族身份，我们对这个保拉·科尼利亚一无所知。她的家族选择用描述古代自由女性的传统方式——即某个男人的女儿、另一个男人的妻子——来定义她的身后名。虽身为贵妇，墓志铭却如此平淡，古罗马人的传统观念可见一斑。

后世的罗马人倒是记住了大约同一时代、同样来自这个家族的另一名女性。此人也叫科尼利亚，死于公元前100年左右。这位科尼利亚在守寡期间将两个贵族儿子抚养成人，两人都曾在罗马政坛辉煌一时。后世的一名作家称，正是她在幕后斡旋，才成功地说服年轻的盖乌斯（Gaius）放弃了打击政敌的计划。

在彼时白热化的罗马政坛，盖乌斯的另一个政敌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他母亲。我们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但据说盖乌斯如此反驳：“所有罗马人都知道，她不与男人来往的时间比你还长，可你像她那样生过孩子吗？”[216]

相互竞争的贵族间彼此进行性攻击在共和时代的罗马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政治手段，一如在古典时期的雅典那样。盖乌斯回应的着眼点不仅在于嘲讽对方的同性恋情，也强调了科尼利亚的“美德”。为人妻，她不但可以为自己的生育能力骄傲——据说她生了12个孩子，而且选择了守寡，以保持对已故丈夫的忠诚。身为政坛要人的亲人，她拥有左右公众生活的不寻常的影响力。或许，正是这种身为罗马主妇的质朴赋予了她如此行事的道德权威，即便在她亲生儿子眼中亦是如此。

这些罗马人长什么样？罗马有家比较新的博物馆，叫蒙特马尔蒂尼中心（traleMoini）。布展者利用一间废弃的发电厂为展厅，将古代雕塑置于机器时代的重重管线之间。与布展环境一样显得格外突兀的是其中一件雕塑作品：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子，手持两个同样是秃顶的中年男性人头[217]。事实上，他拿在手中的那两颗头颅原本应是半身塑像。这尊雕像体现了罗马贵族家庭的一个古老传统，即在家里比较醒目的区域展示其祖先的“头像”。罗马的作家们提到，这些古老的家族往往将祖先的脸谱与家族树放在一起，并用花环装饰衬托出他们的名字。

“头像”可能是用模子拓出来的，与杜莎夫人（MadameTussaud）蜡像馆的风格类似。无论如何，这种风俗似乎说明了共和时期罗马统治阶层对塑像雕塑家的期待。

若是你有足够的耐心浏览位于意大利北部都灵（Turin）的古董博物馆（MuseodiAntichit?）的网页，或许可以看到一幅中年尤利乌斯·恺撒（JuliusCaesar）的古代肖像[218]。依照现代审美标准，这幅画像上皱起的前额、下垂的面颊、后退的发际线以及严厉的表情都会令人感到不悦。此外，从侧面看，头顶的形状也有些怪异，有个天生的凹陷，就是今天所谓的鞍形头。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无不明确地表现出罗马共和国时期贵族的写实品位，即喜欢对世界展示出冷酷无情的真实面孔。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一如历史上其他时期、其他地方的上层阶级，罗马共和国的贵族阶层也是一个杂合体。西庇阿家族和恺撒家族据说属于古老的核心宗系，即老贵族（patricⅡ），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王制时代，甚至本身就是国王。后世的罗马早期史作家记录了这些特权贵族与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普通民众之间由来已久的社会冲突。

在寻求政治平等的斗争中，拥有武器的平民所采取的极端策略是成批成批地逃离城市：

……他们撤退到城外三英里、阿尼奥河（RiverAnio）对面的圣山（Sat）……自发地搭起营地，修筑篱笆沟壕，平静地生活着，除了维生的必需品，他们什么都不拿。就这样日复一日，既不主动挑衅也不回应挑衅。[219]

平民是早期罗马军队的中坚力量，罗马人所说的这些“撤退行动”有点类似于罢工抗议，是两个集团较量中的有力武器。第一次撤退行动发生在公元前494年，结果是民众从贵族手中争取到两个平民行政官的席位。无论平民与执政官之间发生怎样的冲突，这两名每年由“人民大会”选举出来的行政官都不容侵犯。

古罗马人认为，当时的民众压力也带来了民众权利保障的重大变化。遵循一些久已建立的、具有非官方法律地位的风俗，他们的祖先们早在公元前5世纪时便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据说，平民们成功地促使这些风俗转变为成文法，并得到公开展示——该事件据信发生在公元前450年左右。根据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在公元前1世纪晚期的记载，负责该事务的10名地方行政官明确声明，“所有人的权利一律平等，无论是最高阶层还是最低阶层”[220]。当然，这有可能是后世的美好想象。

原本的12块铜表早已遗失，最初的表述也随之逝去。现代学者们根据后世罗马作品中的引用拼凑出了法规的大部分内容：

折断自由民的骨头，罚300阿斯（罗马币）；折断奴隶的骨头，罚150阿斯。

禁止在他人田地上放牧。

女性不得因出丧而毁损面容或号啕大哭。[221]

正如此处随机列举的条款所示，这些规定都是乡村社会的陈规旧俗。尽管其中很多都已过时，但罗马人赋予十二表法（TwelveTables）巨大的象征意义。李维完全可以声称，“时至今日，它们仍是一切公法和私法的源头”[222]。

经过约两个世纪的斗争，平民成功地迫使贵族做出一些让步，赢得了与贵族通婚的权利，并可以依法要求年度执政官中至少有一个平民。此前，自国王下台之后，罗马执政官一直由两名首席年度行政官担任。结果，平民阶层中富裕家族的参政开始令统治阶层发生了变化。

到了公元前2世纪，老贵族出身的科尼利亚与平民出身的新贵提比略·塞普罗尼斯·格拉古（TiberiusSemproniusGracchus）的联姻已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双方家族里都有人曾担任执政官，登上过政坛巅峰。这是最重要的分水岭。到了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开始把执政官的后代称为贵族（nob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