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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同中存异雅典和斯巴达（第1页）

第八章同中存异——雅典和斯巴达

20世纪5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在现代雅典市中心重建了一座被毁的古迹，即柱廊（ade），或称阿塔罗斯柱廊（StoaofAttalus）。如今，这栋建筑的地下室被用来保存和研究从邻近的古雅典广场或市政中心发掘出的文物；而世界各地的游客们熟知的一层则是精品文物博物馆。

这栋重建的古迹曾在1995年遭到英国作家、喜剧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Mitford）的嘲讽：“那堆死气沉沉的大理石废墟中的所谓‘阿塔罗斯’柱廊，其实根本就是霍默·A。汤普森（HomerA。Thompson）先生的柱廊。”[116]指导了柱廊精准修复的加拿大古建筑学专家霍默·汤普森是位渊博的学者，那些被质疑的、略带蜜糖白色的大理石也同样用在了帕特农神庙的修建中。

2014年的一个炎炎夏日，我的美国朋友、考古学家安（Ann）和她的丈夫兼助手理查德（Richard）带领我进入柱廊地下室的阴凉洞天，向我展示了他们手头的工作。他们正在仔细地检测挖掘出的碎陶片，据信，这些陶片来自古雅典广场最有特色的部分——唯一一座呈完美圆形的建筑。[117]

如果将古雅典的民主政体比作一艘船，这栋圆形建筑——古雅典人称之为Tholos——就连接了瞭望台与船桥。负责城邦常规事务的50人团就是在这里享用由国库资金提供的公务餐。他们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也每晚在此就寝，以便处理任何突发事件。

50人团是遵循特殊宗旨选出的。首先，权力要掌握在较多人手中，而非让寥寥数人独断专行。他们的执政期不长。古雅典的一年分成10个月，50人团一个月的任期一到就会由另外50人接替，如此轮换。他们所有人都来自同一个群体——500人议事会。议事会的议员也由公民轮流担任，任期一年，之后便由另外500名公民接替。

其次，议员由公民抽签选出。以这种方式托付议员的政治责任的确不寻常，但抽签的目的就在于随机性——谁能当选全凭运气。抽签方式在古雅典民主政治中被广泛运用，表明所有合格公民效力城邦之机会均等的思想在古雅典深入人心。美德固然重要，但在实践中却有可能让那些凭借富有、私立教育、社会关系等等——或在他人看来是凭借特权——获得“美德”的公民占了优势。

说到古雅典民主制度的来源，无疑要追溯到在古代作品中有明确记载的公元前508—前507年以前。彼时，古雅典的贵族们在政治上明争暗斗，一个名叫克里斯提尼（es）的贵族无意中利用“把民众拉拢进自己的圈子（hetaireia）”[118]的策略赢得了支持者。希罗多德在书中也用“派别”和“派系”来指代这种圈子。法语词汇nébuleuse有一条释义指的是法国大革命以前那些大领主身边的社会圈子，“民众以支配与依附的复杂关系围绕着一个领头人”[119]，与该词有几分近似。

克里斯提尼接下来的所作所为在一本古希腊书籍中有所记载。这份来自埃及的莎草纸手稿描述了公元前330年的雅典政治以及更早期的历史。根据记录，克里斯提尼对古雅典政治进行了一整套改革。

大致说来，他按照已有的乡村一级登记中心的记录，将居住在雅典治下方圆930平方英里区域的全体雅典人组成一个正式的公民体。接着，为了打破旧有的土地权益及其地方关系，他将各地的注册中心重新混合，按地域划分成10个新的公民部族。每个公民部族选派50名议员进入现有的议事会，从而将议事会成员扩展为500人。

克里斯提尼的另一项创新同样值得一提，尤其是，考古学家已借助发掘出的数百个刻有姓名的碎陶片生动地解释了该程序的运转方式。“米太亚德（Miltiades）之子西蒙（）带着埃尔皮尼丝（Elpinice）离开。”[120]西蒙出身名门望族，其父曾率领雅典军队在马拉松战役中获胜，他本人则是一名出色的海军指挥官，并在普拉提亚战役之后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叱咤政坛。然而，陶片上的字迹却指出要将西蒙逐出雅典。

他未能逃脱古希腊“陶片放逐”制度的惩罚。古雅典人通过将名字刻在陶片上进行集体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放逐某名官员。如果计票的陶片不少于6000枚，且大多数陶片上都刻有该官员的名字，他将被放逐10年。据纸莎草手稿记载，克里斯提尼起初以陶片放逐制度作为雅典民众摆脱潜在暴君的保障手段。但不久，“它也被用来剪除其他权力过大的人”[121]，换句话说，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西蒙的案例中，“陶片上的涂鸦”则又多了一层人身侮辱的意味。埃尔皮尼丝是西蒙深爱的妹妹——爱得太深了。按照数百年后罗马时代的一名作者记载，据说她和她哥哥的关系绝对算得上**。来自公元前460年的陶片显示，这些有关性行为失当的流言在埃尔皮尼丝在世时就已传得沸沸扬扬。在民主政体那种针锋相对、刀光剑影的氛围之下，性影射恰恰为她哥哥的政敌提供了弹药。

由克里斯提尼树立的民主制度是一项长久工程，旧有的贵族权力结构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被瓦解。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我朋友正在检测的那些碎陶片上，对此类物证的勘察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古代雅典民主执政制度的各种新视角。

以这些公元前460—前450年间制造的罐子为例，它们昔日的使用者正是那些通过抽签进行民主执政的雅典公民。这些人代表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其中包括需要自食其力的雅典人。我的朋友们千方百计地将这些碎片拼合，拼成至少22个陶制酒杯，发现这些酒杯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共同点：其中大部分杯子——即便不是全部——都同样大小，容积约半品脱[14]。

平等主义不只体现在此。用这些标准大小的杯子饮酒的官员们在进餐时也遵循平等原则，他们不像希腊贵族那样斜靠在带软垫的长榻上，而是围成一圈，笔直地坐在圆形会议厅里靠墙摆放的长椅上。

为了理解这种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形式背后的象征意义，且让我们来看看同一地区的另一种官员进餐风格。从此处向北几百码的地方，美国考古学家发现了在共同进餐过程中被打破当作垃圾丢弃的陶器。不过，曾在这里进餐的显然曾是上层贵族，特别是另一群同样花着民主雅典的公共开销、每年轮换的官员——10人执政官。

执政官是古风时期雅典的高级官员，由被选出的贵族担任。雅典的民主制度确立之后，执政官的权力受到限制。不过，在制造这批陶器的那个年代，也就是公元前460—前450年，执政官的头衔依旧是雅典富豪们的专利。

彼时的就餐者在陶器上随意涂写，于是我们便有机会听到了跨越时空的对话。涂鸦揭示了古老的真相。他们或彼此赞美或相互诋毁，用的正是贵族们在私人聚会上那种同性恋人间打趣逗乐的语调。有一句写着：“阿尔凯奥斯（Alcaeus）是个美人。”另一句就好像是在回应反驳：“阿尔凯奥斯是个下流胚。”希腊语中“下流”这个词与“臀部”有关。用这个词的人或许是雅典的“花花公子”，但显然不是个彬彬有礼者。

此外，这些涂鸦刻在器皿的底面和足部，因此，倘若器皿事先已被打碎，读起来就容易得多。涂写这些文字的上流社会的就餐者很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来取笑陶片放逐程序，自娱自乐。正如我们所知，陶片放逐程序中的一个环节就是公民在碎陶片上涂写名字。

我们在此仔细研究这些古雅典饭桌上留下的碎片的原因在于，它们生动地展现了古代雅典民主成就之下暗藏的社会差异。“民主”一词在古希腊语中写作dēmokratia，意思是“人民的力量”。然而，雅典的民主主义者们不得不常常顾及拥有世袭财富与贵族做派的上层社会的存在。

漫步在雅典国立考古学博物馆的雕塑馆里，就如同穿行在古风时期雅典大地主家族的墓园中。基座上一尊尊昂贵的雕像，有些刻画的是花了数小时休闲时光在体育场锻炼的健硕青年，有些是衣着华美、注定要嫁给上流人士的少女。

雅典没有发生过如俄国1917年革命那样的社会变革。这些家族的后代虽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却依旧富有，享受着特权。他们慢慢地主动放弃了旧身份的外在形式。根据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的记述，一些雅典贵族“不久前开始不再穿亚麻短袍，也不再佩戴他们曾用来束头发的金色蝉形饰针”[122]。

这些人不单单是民主制度的潜在反对者，也是雅典的财富支柱。在没有直接所得税制度的时代，雅典人要靠这些最富有的公民“自愿”掏腰包为某些公共服务买单。

现代雅典普拉卡区的一座精美建筑让我们得以对该体制的运作方式略知一二。方形的基座，圆柱形的大理石屋体，圆锥形的屋顶，修建吕西克拉特纪念堂（Lysient）的这名雅典富人是要以此来纪念——倘若不能说是夸耀——自己为造福全体公民而在一年一度的城邦戏剧节上演的作品大受欢迎。

相对而言，能找到距卫城不远、被古雅典人称为普尼克斯（Pnyx）的荒芜山丘的游客就寥寥无几了。由于侵蚀作用，这里如今已面目全非。在古代，这里有一个向上的斜坡，形成观众席的样子。公民们可以惬意地露天而坐，听取讲台上其他公民发表演说，之后进行举手表决。这就是他们行使民主权利的方式。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公民们直接投票决定城邦事务，而不像今天的议会制，完全依赖代表去行使权利。

由于古代雅典的公民选民人数相对较少，这种类似全民公决的大众当家做主的模式是可行的。公元前5—前4世纪时，雅典选民总数在3万到4万之间，他们中很多人并不住在雅典，而是住在附近的城镇和乡村。这些地方有的如今仍可参观。比如说在以波塞冬（Poseidon）神庙闻名的苏尼昂（Sunium），游客们依旧可以走在古老的街巷里，徜徉在属于“苏尼昂人”的古老房屋间。

普尼克斯山上的会堂绝对容纳不下所有公民。考古学家们估计，座席总数约为6000个。这意味着，雅典公民大会往往基于最多占全体合格选民五分之一的投票来做出最终决定。正如西方民主政体普选中出现的低投票率一样，这种矛盾的状况似乎并没有引起雅典人的过分担忧——当然，他们是个小得多、也更同质化的群体。

公元前4世纪中叶，当雅典还是民主城邦时，就有一名雅典哲学家在作品中宣称，这些会议体现出异常平等的精神。柏拉图说，当公民大会需要听取专业意见时，他们就会找来，比方说，建筑师或造船工匠。然而：

倘若是其他人，即民众不认可其为技术专家的人试图提出建议，那么无论此人多么英俊、富有或高贵，都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同。人们只会轻蔑地嘲笑他，把他轰下台……这就是他们处理专业问题的方式。但当人们必须审慎思考关于城邦管理方面的问题时，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提供建议，无论他是木匠、铁匠、鞋匠、商人、船长，亦无论他富有、贫穷，出身高贵还是低贱。[123]

在实践中，公民大会的结果往往是与会者听从了那些来自上层社会、有闲暇时间投身公共事务的演说者的意见。修昔底德指出，事实上，公元前5世纪中期曾有一名伟大领袖以“独断统治”主导着这个城邦。

大英博物馆里有一尊罗马时期的大理石半身像复制品，原作雕刻于此人当政时期业已遗失。雕像刻画的这名男性蓄着胡须，成熟庄重，希腊字母拼出了他的名字“伯里克利”（Perikles）。仔细打量这名英俊又威严的完美人物，你可能会对修昔底德的说法深信不疑：伯里克利的政治影响力不仅来自“能力”，也源于“个人声望”[124]，换句话说就是，魅力。

这是现代民主制中常见的悖论。伯里克利绝非芸芸之辈，而是出身名门的雅典贵族。古人视他为公元前5世纪璀璨的雅典文明的设计师。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在他的统治下，雅典即便不能说成了爱琴海的霸主，至少也可算是主导力量。

后来的作家称赞他用卓绝的文化成就了雅典的伟大。一名罗马时代的作家甚至将他统治时期雅典卫城建起的建筑奇迹——包括帕特农神庙——称为“伯里克利的杰作”[125]。他的时代涌现出一批文化大家，包括受命监造帕特农神庙的艺术家斐狄亚斯（Pheidias）、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以及他的同居伴侣阿斯帕西娅（Aspasia），据说后者在以妓女身份陪伴伯里克利的同时也给他提出了政治建言，颇似18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LouisXV）的情妇蓬巴杜夫人（MadamedePompadour）。

凭借对雅典公民们发表的一篇演说，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名垂青史。这段演说展现了公元前431—前430年雅典的庄严与高贵。如今，它被称为葬礼演说，因为历史上的伯里克利是在为阵亡的平民士兵举行的公共葬礼上说出了那番话语。

到了这一刻，我们可以向读者更详细地介绍修昔底德了。专家们奉他为希腊和罗马时代最伟大的史家，因为他不仅智慧过人，而且用真实、理性和分析的手法记录了发生在他那个时代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大战。他认为，书写人类命运的乃是人类自己，而非上帝之手。与现代批评家不同，在研究历史的价值问题上，他相信历史可以照亮未来，同样的或相似的事件“在全人类的尺度下”有可能重现。

不同于如今一些写作历史体裁作品的作家，修昔底德有一套明确的写作方法，这套方法在2500年前的希腊堪称一大创新。他声称自己采访了战争事件的目击者，但同时也坦率地意识到，人们对于同样的事件会有不同的描述，令确认真相成了“难题”。他承认，即便是亲耳听到演说的人也很难回忆起演说中的确切用词。

当他让书中的历史人物说出演讲词时——将军们在军队前的慷慨陈词或辩论者在政治会议上的唇枪舌剑——他的方法就令对其史笔之准确性推崇备至的现代仰慕者陷入了尴尬，因为除了自己的记忆之外，对于那些未能亲耳听闻的演说，他也依靠现场观众的回忆。他还说过，大体而言，在历史作品中加入演讲，既是为了让真实的话语流传，也是为了传达那种境况下“合适的”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