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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声响(第1页)

一、耳朵里的童年

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我以为刻在自己身上的过往,或许本是旁人的故事,只是在我脑海里扎得太深,便被我悄悄认领,成了独属於我的回忆。

可那个声音,我篤定是亲耳听过、刻进骨血里的。

每个村里或者一根电线桿上或一家位置最好的人户,都掛著一只小喇叭,灰扑扑的,像只倒扣的粗瓷碗。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重庆农村,这只小喇叭,是村里唯一会唱歌的物件。

我家屋檐下就掛著一只。因为地势开阔,一只便能覆盖大半个村子,无需多装,当然一个生產队也只分配了一只而已。再后来,燕子在喇叭底下筑了巢,嘰嘰喳喳的,也从不怕那喇叭里传出的声响惊扰。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喇叭里便准时响起《东方红》。那旋律像一根无形的线,从电线桿上垂落,牵著全村人从睡梦中醒来。母亲在灶台前生火添柴,父亲坐在院坝后面的沙岩上——他给我亲手做的那只小板凳,稳稳噹噹陪了他许多年。他要打一口岩井,只为了让母亲不用下山去挑水。

那是他用两年探亲假,一锤一钎凿出来的深情。

铁锤砸在钢钎上,篤、篤、篤,不疾不徐,像一个人沉稳的心跳。沙岩坚硬,每一下都要用尽全力,锤子落下去,震得手臂发麻,碎屑飞溅。父亲的手,原是该执针行医的,此刻却握著铁锤,在岩石上一寸一寸地凿。那双给人看病时轻巧又稳当的手,磨出了血泡,又磨成了厚茧。他从不说累,只是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起身,拎起锤子,一下,又一下。

我揉著惺忪的睡眼坐在门槛上,看父亲凿井。他的背影在晨光里稳稳坐著,每一声敲击都像是要把什么心事嵌进石头里。喇叭里《东方红》的旋律飘过来,和这篤篤声缠在一起,成了独属於我家清晨的乐章——没有乐谱,没有伴奏,却比世间任何乐曲都更踏实、更温柔。

岩井一点点成形。刚开始小小的,我的脑袋探进去就能喝到水。沙岩过滤后的水,清冽甘甜。后来井越凿越深,越凿越大,我的记忆也跟著模糊了,总觉得它原本就该在那里,像山的一部分,像家的一部分。那口井,是父亲用两个夏天的探亲假换来的。他回来时凿,走了便停,下次回来再接著凿。母亲从不催他,只是每天清晨听他凿井的声音,像听一首永远听不厌的歌。

喇叭里的歌一首接一首。《太阳出来喜洋洋》响起时,太阳真的破雾而出,照在雾气氤氳的山坡上,把草叶上的露水晒成裊裊白气。《刘三姐》的山歌从广西的山水间飘进我们重庆的丘陵里,母亲在水田里薅秧,腰弯下去又费力地直起来,嘴里跟著轻声哼唱,调子总跑了老远,可那嗓音混著水田里的蛙鸣虫叫,反倒格外动听。

傍晚收工归家,喇叭里便响起《红梅赞》,调子慢了、柔了,像母亲哄我入睡时的轻哼。炊烟从各家屋顶裊裊升起,与歌声缠缠绕绕,飘向远山的尽头。

后来进了城,才知晓那些歌的名字、演唱者,甚至伴奏的乐团。可在乡下的日子里,歌就是歌,没有名头,没有出处,从喇叭里来,从乡人的嘴里来,从山野的风里来,还有父亲凿岩的篤篤声,藏在岁月深处。

去年回老家给奶奶扫墓,那块沙岩壁不知是沙化损毁,还是后来的屋主扩建推平,那口岩井早已不见踪影。可它从未消失。稳稳噹噹,嵌在我记忆最深的地方。

闭上眼睛,还能听见那篤篤的敲击声,从岁月的深处传回来,一下,又一下。

二、眼睛里的童年

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我以为刻在自己身上的过往,或许本是旁人的故事,只是在我脑海里扎得太深,便被我悄悄认领,成了独属於我的回忆。

可那个画面,我篤定是亲眼见过、刻进骨血里的。

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网络,一场露天电影,就是全村人的盛大节日。

消息总是提前一两天传开。於是家家户户开始盘算:谁家亲戚多,得提前去占位置;家里有没有瓜子花生可以炒一锅带上;孩子们更是兴奋得睡不著,掰著手指头数日子。

我家屋址极好。右手边过一条田坎,就是一块倾斜的大石板。平日里是晒粮晒菜的,可放电影时,便成了天然的观影地——视野开阔,地势高,前后左右的村子都只能匯聚到这里来看。这让我从小就对电影多了几分亲近,仿佛那热闹,是自家院子里自然而然长出来的。

只是好位置,常被自私的乡人早早占了。有人天不亮就扛著板凳去,拿绳子、背篓圈出一块地;有人拖家带口从几里外赶来,只为挨著银幕近些。我那时还小,挤不过大人,也抢不过別人家的孩子。但我不急,那时哥哥还在,父亲嘱咐他带我去,他便不得不应。

我记忆里最早的一场电影,是一个顛倒的世界。

那时我大概三四岁,哥哥被父亲吩咐著背我过田坎。他走得匆匆,脚步算不上稳,脚下一滑,我整个人往后仰去,倒掛在他背上。他慌忙扶住我,没让我摔在田埂的泥水里,我却趁机借著这顛倒的角度,看见了另一个天地——

火把像星星,一串串的,从四面八方聚过来,又散开去,像银河落到了地上,落在田埂上,落在水田里,落在每个人回家的路上。

我忘了那晚放的是什么电影,只记得那满地的火把,和倒著看世界的惊奇。

后来电影散场时,我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父亲又让他背我回去。他沉默地蹲下身,我趴在他僵硬的背上,迷迷糊糊地看著身后的火把越来越远,像一条游动的火龙,在山间缓缓游走。彼此间没有半句言语。

他背著我,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头看过那些火把,有没有觉得那个趴在他背上的弟弟很沉。我只记得,他的背很硬,硌得我胸口疼,可我没有说。我们兄弟之间,好像从来不需要说这些。

后来长大些,我再也不用依仗他带我,便自己跟著人群跑,反倒觉得自在许多。太阳还没落山,家家户户就开始忙活——扛板凳的,背孩子的,提火把的,从各条田埂上匯过来,像溪流奔进池塘。银幕在两根竹竿间撑开,白生生的,在暮色里格外显眼。

天彻底黑下来,放映机吱呀吱呀地转起来,一束光射出去,银幕上便有了人影。那一瞬间,全场骤然安静。人们屏住呼吸,看著那个方方正正的光影世界,像看著另一个遥远又鲜活的时空。

电影多是战斗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翻来覆去就那几部,可每回看都像头一回。台词被我们背得滚瓜烂熟,第二天在田埂上碰到,总要学上几句,仿佛自己也是电影里保家卫国的战士。

有时候胶片会断,银幕上一片空白,放映员打开灯,手忙脚乱地接。人群便嗡嗡地议论起来,有人著急,有人嘆气,可没人捨得走。发电机也有没油的时候,喇叭里的声音慢慢低下去,最后哑了。人们还是不走,就那么在黑地里等著、聊著,好像只要银幕还在,这场热闹就没散场。

最让我著迷的,是电影里的音乐。那是田间地头没有的声音——衝锋號嘹亮刺耳,插曲婉转深情,有时候是软软的女声独唱,从银幕里飘出来,钻进耳朵里,痒痒的。

电影散场时,是最壮观的。人们点燃带来的竹火把,一个接一个,火苗窜起来,在夜色里连成一条长长的火龙。火龙在山间小路上游动,蜿蜒著,缓缓地,向四面八方散开。我站在田埂上看著,总觉得那是天上的星河,被人间借了来,缀满了回家的路。

后来我进了城,在电影院里看过无数大片,银幕比晒场还大,音响比喇叭还响。可我再也没看过那样的电影——银幕是白布撑在两根竹竿间,座位是田坎或石板,头顶是满天星斗,脚下是软泥青草。观眾们一边看一边嗑瓜子,看到精彩处齐声叫好,看到伤心处有人抹泪,烟火气裹著光影,暖得人心头髮烫。

前些年回老家,听人说哥哥去了外地,很多年没回来。我没有问为什么,就像小时候趴在他背上,不问疼不疼,不说谢谢。我们兄弟之间,好像从来不需要说这些。

可我还是常常想起那个晚上——他背著我,走很长的路,火把在身后明明灭灭。他大概不知道,那个倒著看世界的孩子,把那一夜记了一辈子。

那些光影,我確定是我亲眼见过的。它们和爆米花的甜香、草木灰的苦涩、夜空里的星子、喇叭里飘来的歌声一道,被岁月酿成了糖,又硬又甜,含在嘴里,久久化不开。

每每想起,眼前便亮起一片火把,像星星,像银河,落在田埂上,落在漫山遍野、盛满温柔的童年里。

他背著我,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火把在身后明明灭灭。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头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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