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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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道光十九年（1839），龚自珍四十八岁，终于觉得在北京混不出什么名堂了。

这种困顿官场无所施展的“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的感觉，他早就在词中表现出来：

“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斓斑里。莫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现在，是到了他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候了。或者，跟着同僚继续在衙门混吃等死；或者，不再百无聊赖地呆下去。

无奈苍狗看云，红羊数劫，惘惘休提起。客气渐多真气少，汩没心灵何已？千古声名，百年负担，事事违初意。

于是，他决定辞官离京，回到家乡仁和，也就是现在的杭州。

另有一说，龚自珍之所以南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逃避风流债。一位大概有着蒙古血统的贵妇，一位令他惊艳不已的漂亮女人，一位十分欣赏他才华的女诗人，一位与他有了暧昧关系的上司老婆，使他欲罢不能，难舍难分。可是，桃色新闻从来就是不胫而走的，社会舆论从来倾向于正经，而不赞成浪漫，尽管那是相互倾心的爱情，第三者也会遭到谴责，何况那是有皇帝的封建社会。

据说，在友人的劝告下，我们的诗人卷起铺盖，仓皇出走。

我不大相信在诗文中惟恐不石破天惊的龚自珍，在个人感情生活上，会是这样的孱头。他怕吗？大概不，如果他真的为了避祸，应该尽其可能地销声匿迹才是，可恰恰相反，他“猖狂”得很，肆无忌惮，自由来往。两下杭州，两返京师，一次是卸任以后，体会无官一身轻的滋味，一次是彻底罢了东山再起的念头，将住在北京的家眷接回，当然也包括他那浪**儿子。

可以肯定，他绝非避祸而逃，而是厌倦了死气沉沉的官场，才出走的。

这一年，他风尘仆仆于京杭道中，往返四个单程。放在今天，这事好办，即使坐火车，一个礼拜也就妥了。但龚自珍那次旅行，竟然用了一年功夫。途中写的诗，仅七绝一种，达三百多首。

这就是他的一阕以生命写就的绝唱——《己亥杂诗》。

现在重读这些七绝，就会发现走出樊笼、立现新天的诗人，境界较之与才艺双绝的贵妇缱绻时的诗篇，更有飞跃。我们会被他那屈原《天问》式的忧世感时的精神所激**，会被诗人爆发出的震撼衰世的启蒙呐喊所冲击。侏儒，只求苟活，足矣足矣。真正的诗人，他选择站立着的自由，哪怕为这一刻付出整个生命，也在所不息，他逃出京师，逃出烦恼和庸俗，就为了无所顾忌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可以想象，他这一年，没干别的，几乎全用在行吟和行路上了。啸吟挥洒，优哉游哉，舞文弄墨，一路风雅。可以肯定，“怨去吹箫，狂来说剑”的龚自珍，这一次，既是补偿，也是宣泄，大大地放浪形骸，纵情游逸。似乎预知自己是个行将谢幕的歌者，性之所至，情不自禁，不受拘束，率意而为，大撒把地欢乐了一番。

忧患出诗，杜工部是这样的诗人；快乐也出诗，李太白是这样的诗人；而忧患的同时益之以快乐，那就更出诗，将要告别这个世界的龚自珍，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使得他的才华施展，跃上创作的巅峰。

再小的京官，到了外省，自有人会尽地主之谊款待的。何况他曾在礼部当过祠祭司行走，当过主客司主事；主事，约相当于如今的司局级干部，也算一个方面的小小负责人，外省官员应该说还是不能不在乎他的。他在《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一文中，有一段对自己被追星族包围，感到很风光的描写：

归馆，郡之士皆知余至，则大欢。有以经义请质难者，有发史事见闻者，有就询京师近事者，有呈所业若文、若诗、若笔、若长短言、若杂著、若丛书，乞为序、为题辞者，有状其先世事行乞为铭者，有求书册子、书扇者，填委塞户牖……

甚至还有漂亮女子“以栀子华发为贽求书者”。从这些面露得意之色的笔墨中，我们看到，官卑名亢的龚自珍，无论南下北上，沿途的府道州县，乡绅士宦，达官豪族，骚人墨客，无不设席接风，慰留陪送，款待备至，咸相推崇的。

他的外祖父段玉裁，是有清一代的文字学家，至今，他的《说文解字注》，仍是研究汉字的重要著作。在老人眼里，认为这位外孙“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认为他“造意造词，几如韩李之于文章”，所以对他颇抱成龙的期待，“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居可知矣”。

勉励之馀，也曾告诫过他，小子，要好自为之啊，“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但是，从嘉庆十五年（1810），应顺天乡试，那年他十八岁，一直到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才捞到一个进士，这年他三十八岁。殿试的结果，让他外祖差点没气晕过去，名落孙山的理由，简直让人不能相信。“自珍既成进士，以书劣不能入翰林，仍官礼部主事，忿怏不胜”（陈应群《耐充室诗话》）。考场熬煎二十年，比《儒林外史》中的那位范进先生要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尤其因这样一个低级错误，得这样一个玩笑结果，使他没法不恼火，没法不颓唐。

一个社会，只有一条路好走，譬如科举，这社会是不会完蛋的，至少不会马上完蛋。但对于有才华的人来讲，特别是具有超常智慧者，很可能是碰壁的绝路，那他不完蛋又能奈何？做不成名臣，做不成名儒的龚自珍，只有做名士。“定庵生平性不羁，善作满洲语，嗜冶游。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伎，既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生平所得金，皆随手尽，京师人以怪物目之，夷然不顾也”（孙静庵《栖霞阁野乘》）。

做名士有何难？晋人王恭早奚落过：“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看来，只要有闲，有钱，有一点可以吹牛的资本，便可以徜徉于文坛。对满腹经纶的龚自珍而言，扮潇洒，更不费吹灰之力。在这次快乐的旅行途中，一天一首，或一天数首，一路做下来，竟做出一部诗集来。

诗结集付梓，他的生命里程也到了终点。那时的出版速度是很慢的，我估计他未必拿得到样书，就谢世了。他是回到家乡的第二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鸦片战争的后一年，龚自珍暴卒于丹阳书院。

这是中国文人中又一个非正常死亡者。

对于他的死，有各式各样编排出来的说法。中国人（其实远不止中国），对于具有超常才智的杰出人物，出于本能的畏惧，从来是持拒绝、排斥、压制、扼杀的态度，从来是搞臭、打倒、踏上千万只脚、教他永世不得翻身，绝不会张开双臂欢迎。十年“文革”，说到底，就是基本上低智商的乌合之众，对于政治、文化精英阶层施虐的十年。因此，才高见嫉，不为世容的龚自珍，他的死，布满了桃色的疑云。一个特别漂亮的女人，一个特别出色的文人，这里面可以想象得出的风流，绝对是饭后茶馀的最佳话题，比任何开胃小菜，更能帮助消化。

据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所述，一说为：

其殁也，实以暴疾，外间颇有异词。初，定庵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侧福晋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颇有暧昧事。人谓定庵集中游仙诸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人引》诸阕，惝惚迷离，实皆为此事发也。后稍为主人所觉，定庵急引疾归，而卒不免。盖主人阴遣客鸩之也。

另一说为：

定庵晚年所眷灵箫，实别有所私。定庵一日往灵箫处，适遇其人，因语灵箫与之绝，箫阳诺之，而踪迹则愈密。半岁后，定庵一日又见其人从灵箫家中走出，因怀鸩以往，语灵箫其入倘再至者，即以此药之。药方固出禁中，服之不即死，死亦无伤痕可验也，灵箫受药，即置酒中以进，定庵饮之归，即不快，数日遽卒。

前者刺客行鸩，后者小妾下毒，都比时下热衷的清代帝王剧，要好看得多。不知为什么那些制片人，放着好赚钞票的本子，偏去克隆无聊透顶的宫廷戏，真是眼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