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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1页)

第三章

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石高静每次走到树立在迈阿密大学人类基因研究中心面前的DNA模型旁边时,都会想起老子的这一段话。他想,两千五百年前的老子,到底长了怎样的慧眼,竟然把宏观宇宙和微观宇宙看得这么透彻,描述得这么传神?是呵,自然大道,从初始化的本一阶段开始,而后成二,成三,产生天地万物的不同级次,形成大道包容下的千差万别,而其中的“精”,“精”中的“信”,大概就体现在这个奇妙的DNA双螺旋结构上。

这个模型有十来米高,红、蓝、白、黑四种颜色的彩球代表A、T、G、C四种碱基,组成两条龙的样子盘旋而上,中间用一根根横棍连接,表示出碱基对的意思。石高静数过多次,碱基一共是28对,与整个DNA的30亿对相比,当然是微乎其微了。不过,小中见大,知微识巨,就是这样一个模型,足以让石高静心中怀有无限的敬畏。他的导师,在世界基因科学领域极具权威的韦斯科特教授曾经问过他:“石,请你回答:人类的真谛是什么?”石高静想了想,说:“按照我们中国儒家、道家的说法,是心。”他向韦斯科特教授吃力地解释:这个心不是心脏,而是心性,包括一个人的本性、性格、性情等等。教授问:“那么,你们中国哲学家说的心性从何而来?”石高静答:“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生俱来。”教授笑道:“哈哈,这就对啦。我告诉你,人类的真谛在于基因。一个人的心性,命运,都在这里早已编码。好的,在这里;坏的,也在这里。当然,后天的影响也起一些作用,也会改变人的心性和命运,但是,与生俱来的那些东西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上帝曾经想了许多办法企图救赎人类,那么救赎的途径在哪里?就在于基因。如果我们把人类基因图谱全部搞出来,再研究出不良基因的修正方法,我们的手就等同于上帝之手。”说到这里,教授紧握他那只戴着橡皮套子的手,在石高静面前有力地晃动着。石高静十分惊讶,问道:“既然还要我们去修正那些不良基因,上帝造人的时候为何不把DNA编得尽善尽美,而是频频出现差错?”教授摇头笑道:“三十亿碱基对呀,数目太大了,上帝也免不了有疏忽的时候。”石高静笑了:“看来,上帝也不是万能的。”

石高静不相信上帝,他经常思索这样的问题:这三十亿碱基对组成的神秘长绳到底是谁编成的,它怎么竟然深藏在一个个细胞的细胞核里的染色体里,而且被人类一代一代复制,左右着人的生、老、病、死,乃至性格与精神?

每做这样的追问,他的心中总是充满无比的敬畏。

当然,他对DNA的编码者曾经有过怨恨。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身为中学教员的父亲就经常抱着他唉声叹气。他问父亲怎么了,父亲拍着自己的胸脯说:天不假人,徒呼奈何!那时,他不懂这话的意思。想不到,他刚过七岁生日,四十六岁的父亲就倒在了学校的讲台上,再也没有醒来。安葬了父亲,奶奶和母亲两代寡妇抱在一起哭得死去活来。母亲后来告诉他,石家的男人都不长寿,都死在心脏病上,你爷爷是四十三死的,你伯父是四十五死的,没有一个能活过五十。听说了这事,石高静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疑问。他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说,是命。她问奶奶,奶奶也说是命。他问奶奶,命是什么?奶奶说,命在阎王爷的生死簿上,他让你啥时死你就得啥时死。听奶奶这么一说,他心中的恐惧更深,疑问更重。

天不假人,徒呼奈何!

等到上学念书,取名为石健的他从老师那里搞懂了父亲的这句悲叹:老天不让我多活几年,我只能徒然地喊几句怎么办。搞懂之后,他就把父亲的悲叹继承了过来。同时,他也对老天,对阎王,怀有刻骨的仇恨:你们为什么对姓石的这么狠毒?为什么不在生死簿上多给我们几年寿命!

家族的宿命,对少年石健的性格都产生了影响:他易怒,暴躁,动不动就和人吵嘴打架。为此,母亲不知向人道过多少次歉,流过多少次泪。“**”开始之后,中学生石健更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把这种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连校长都挨过他的皮带。他参加过重庆的大规模武斗,渴望着能拥有一只冲锋枪,消灭掉一大群反革命分子,然后成为一名烈士,光荣地安眠于位于沙洲坝的红卫兵墓地。可惜,在这个梦想实现之前,他却在一次武斗中被流弹击中了胳膊,只好老老实实猫在家中养伤。等到把伤养好,武斗已经结束,他和他的同学们被“革命委员会”送到了农村。在万县的一个山沟里,他和七八个知识青年一道种了整整八年柑橘。这期间,他还是因为自己可能的短寿自暴自弃,时常旷工。这样,每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都没有他的份儿,以至于这个知青点最后只剩下他和两个出身不好的女知青。也许是惺惺相惜,一个叫荣安凤的对他特别关心,他也对长相出众的荣安凤抱有好感,二人就谈起了恋爱。另一个女知青有意成全他们,经常躲到一边让他们在一起说话交心。然而,荣安凤热起来了,石健却冷了下来。荣安凤问他怎么了,他就向她讲了自己的家族,说他不想让荣安凤也像他母亲那样,早早地成为寡妇。荣安凤在吃惊之余却说,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在世界上活着就是多余的,如果能和你共同生活一年也觉得奢侈,何况你能陪我到四五十岁。听了这话,石健感动得无法言表,只好将荣安凤紧紧地抱在怀里,体验了平生第一次与女性的热吻。过了不久,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他们顾不上卿卿我我,不分昼夜地复习。结果是,他考入杭州大学,荣安凤却没考上,一年后回重庆当了工人。

进了杭大,石健被分到物理系。他向校方提出申请,要转学生物。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转系,他说,我对遗传学感兴趣。学校批准了他的请求后,他就一头扎进了生物学的书山之中。他第一次知道了DNA,在书本上见到了它的神奇模型。同时他也明白了,那本生死簿原来就藏在每个人的身体之中。在琼顶山拜翁老道长为师后,他曾请教师父,DNA这本生死簿,能不能通过修炼予以改变,师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拈须微笑:祖师早就说了,“我命在我不在天”。听师父这么讲,石高静的学道之心愈发坚定,每日的修炼更加勤勉。

毕业后,石高静留校任教。他一边按照翁道长的传授修炼南宗丹法,一边尽职尽责当好生物专业教师。这期间,他的初恋女友荣安凤数次写信过来,和他谈婚论嫁,他一再向她讲明自己的修道志向,让她另做打算。荣安凤将信将疑,从重庆跑到杭州当面问他,是不是爱上了别人,石高静说,如果是那样,我现在就跳湖死给你看。荣安凤这才相信了,哭哭啼啼回去,从此再不和他联系。

为了把课教好,石高静求知若渴,一直盯住国际生物学界的最前沿。他知道,从五十年代开始,西方许多科学家一直在致力于基因研究,光是诺贝尔奖就拿了好几个。他还知道,西方基因科学已经搞清楚了多种疾病与DNA的直接联系。石高静想,我要是能够参加研究,亲手找出藏在我体内的那个致病DNA并将它修正,该有多好呵。但他知道,中国刚从“文革”的泥淖中挣扎出来,科研条件极其落后,这样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

1986年的一天,石高静从《科学》杂志上读到了美国科学家杜伯克的一篇论文。该文提出设想,要对人类基因组进行全部测序。他读后十分激动,寝食不安,连坚持了几年的修炼也因为心情无法平静而暂时中止。他想,把人的生命密码彻底破译,编出一本“人类遗传天书”,这是一项多么伟大的事业呵。他后来注意到,杜伯克的论文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把人类基因组测序与曼哈顿原子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并称为二十世纪三大工程。1987年的春天,他得知美国开始筹建“人类基因组计划”实验室,一个念头突然闪电般迸发:我要去参与这项工程。想到近几年身边有不少人以各种理由去了美国,决定步他们的后尘,先去美国留学,然后寻找机会进入那个试验室。他向一些要好的朋友讲了自己的想法,朋友却都摇头发笑,说你去美国是可能的,但是进入那个试验室是万万不可能的。石健这样回答他们:事在人为,我命在我不在天!

他向美国几所大学发出申请,很快收到了爱荷华大学的通知书,他被录取为生物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此时,翁师父已经羽化,师兄应高虚成为琼顶山简寥观住持。他去山上辞行,师兄叹一口气说:“咱师兄弟虽然一个在家一个出家,可是每年总能见上几面,现在你漂洋过海去美国,见面就难啦。”石高静说:“等我到那边安定下来,请师兄过去看看。”师兄说:“好吧,等到合适的时候我去看你。”临走的时候,师兄送他一把去深山采得的“仙草”——琼顶山特产铁皮石斛,让他带到美国食用。可惜,在美国下了飞机过关的时候,这把仙草却被海关检查人员给没收了,理由是禁止外来植物进入美国。石高静虽然有些气恼,但看看自己护照上“GAOJING SHI”这串字母,心想,你老美不让外来植物进入,我却在出国前改了名字,作为一个携带外来文化的高级智慧动物进来啦,哈哈。

他到爱荷华大学之后,才知道他的导师韦斯科特正在搞着亨廷顿舞蹈症的基因研究。这种病在西方很常见,病人情绪异常,言语含糊,智力衰减,最明显的标志是无法控制四肢,手舞足蹈。当时,有好几个国家的科研机构都在试图攻克这个难题。韦斯科特带领他的学生像大海捞针一样,在DNA的海洋里寻找着那个肇事的部分。然而六年过去,他们却没有发现目标所在。石高静去后,跟着他们又干了两年,眼看着韦斯科特那本来就十分稀疏的头发一天天变得更少,目标依然没有发现。这时突然传来消息:马萨诸塞州大众医院的詹姆斯·P·哥塞勒博士把那个基因找到了,它就处在第4号染色体上部,包含CAG三核甘酸的重复序列。石高静清楚地记得,这个消息传到他所在的试验室之后,所有的人都停下工作,呆呆地坐在那里。一位老兄捶胸顿足说:上帝呵,我们白干了八年呵!石高静说:是呵,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也只是八年。韦斯科特却摸了摸光秃秃的脑袋笑了起来:亲爱的同事们,不管上帝向谁张开了那只紧攥着秘密的手,我们都应该庆贺,来,开香槟!于是,香槟的泡沫和着失意者的泪水在试验室里纷纷洒落……

就在这时,人类基因组计划在美国正式启动。石高静十分欣喜,立即建议韦斯科特也申请参加这个简称HGP的宏大工程。韦斯科特却摇头道:不,HGP让别人做去吧,我要做糖尿病基因研究。石高静说:如果把HGP完成,人类的整个基因图谱一目了然了,寻找具体疾病的基因就会容易得多。韦斯科特说:你说的这个道理我明白。可是,我想亲手把夺走我健康的那个元凶找出来。石高静知道,韦斯科特是个“老糖”,每天必须往肚皮上打胰岛素才能坚持工作。想到戕害自己家族的那个元凶,他理解了韦斯科特的决定。他知道,在美国还有几个试验室正在做着冠心病的基因研究,就考虑是不是转到那里工作。但他又想,为了查找自己的病因跳槽,也太功利太狭隘了吧。想到小时候背诵过的毛主席语录:“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他偷偷笑了:好,我也解放全人类去!他向韦斯科特讲了自己的愿望,问他能不能把自己介绍到HGP研究机构去。韦斯科特说,能源部有三个人类基因研究中心,但很难进去,国立卫生研究院这边新成立了一个,要在下面建十到二十个试验室,我可以介绍你去。过了一段时间,韦斯科特在给他戴上硕士帽的当天,说,我的老同学,迈阿密大学的托兰德教授,他的试验室已经获准参与HGP,你到他那里去吧。石高静欣喜若狂,对韦斯科特千恩万谢之后,立即收拾行李去了迈阿密。来到这个研究中心,看到高高竖立的DNA模型,他热泪盈眶,扑上去亲吻几下,喃喃连声:我命在我不在天,我命在我不在天……

在三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石高静见到了托兰德教授。这个六十多岁、长着红鼻子的著名生物学家告诉他:迈阿密研究中心分到的任务是,为人类第七条染色体的上半部测序,占人类DNA总量的百分之一点八。石高静问:要多长时间完成?托兰德问:你今年多大年龄?石高静答:三十七岁。托兰德说:等你五十一岁那年,咱们把它打开!说着,他往旁边橱子上一指。原来,那儿高高地放着一瓶法国名牌香槟“巴黎之花”。石高静心想:哇,十四年呵,超过八年抗战呵!

与在爱荷华大学做的基因探寻相比,这儿的工作基本上没有悬念,就是日复一日的检测、检测。石高静被分配的工作,是做遗传图谱。他以一种叫做“限制性内切酶”的分子为“剪刀”,每天剪下一段又一段的DNA链条,交给其他的人去做物理图谱和序列图谱。

一天一天下去,石高静对这份工作产生了厌倦,觉得十四年真是过于漫长。他想,我们家族的男人都活不过五十,我能等到“巴黎之花”盛开的那一天吗?

他想来想去,要把这十四年坚持下来,还是要依靠修行。紫阳真人说过,要“以事炼心”。我应该把这日复一日的工作当作修行,为人类做功德,同时也磨炼自己的心性;同时,我要毫不松懈地修习丹功,以葆身体康健。于是,他上班时兢兢业业,下班后勤奋修炼,把二者结合得圆融无碍。

有一个周末,他到迈阿密海滩上练站桩,练完之后发现,有一位长着苹果脸的白种男人站在后边在模仿他。经攀谈得知,这人叫麦高,是个中学教员,特别喜欢东方文化,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经》,他百读不厌,光是英文版的《道德经》就收藏了三十多种。石高静感到吃惊,问他为何这么喜欢《道德经》,麦高说:老子的理论非常独特。你们中国的另一位思想家孔子也讲道德,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他们也讲道德,都差不多,可是老子讲的这一套在西方没有人讲过,让人感到很新鲜,很神秘。石高静来美国了解到,很多美国人是喜欢老子的,老子讲的“道”,已经被一些人用来阐释政治之道、军事之道、科学之道、艺术之道、卫生之道、两性之道等等,甚至还有供儿童阅读的普及性的图画书。麦高问石高静,他刚才为什么站在那里做着奇怪的动作,石高静说:我在练站桩。这也是老子传下来的。麦高瞪大眼睛问:是吗?《道德经》里的哪一章哪一句是讲站桩的?石高静哈哈一笑,说麦高先生,《道德经》是道教的基本经典,是指导人们修道的基本理论,道教徒不一定从中找到具体的方法,找到理论依据就足够了。像我这样站桩,应该把《道德经》第三章讲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当作要领。麦高向石高静提出,能不能教他修炼。石高静说,可以。于是,他一边说一边做着示范。旁边有人看到了,也跟着他学。

就在这几个人面向大海开始练习时,石高静突然想:我在这里办一家道院,作为琼顶山南宗祖庭的下院,工作之余收徒传道,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道教文化,享受道家养生术的润泽,不是一件大好事吗?道院的名称呢,就借用师父的法名,叫作“崇玄道院”吧。他向麦高讲了这个设想,麦高兴奋地说:太好了,我当你的第一个弟子吧。另外,我还要劝说一些朋友过来学道。

当天晚上,石高静打电话给师兄应高虚,说了这件事情。师兄说,很好,你能在美国办道院,太上会护持你的,历代祖师都会护持你的。石高静问:等道院成立的时候,你过来挂牌好不好?师兄说:对不起,阿暖太小,我脱不开身,过几年再去看你的道院吧。

石高静向当地政府递交了建立道院的申请书和二百美元申请费,官方对他审查了一番,很快下达了批文。在麦高等几位道友的帮助下,石高静把他租住的房子改造了一番,贴上老子画像,设置了供桌,在一个周末举行了道院成立仪式和收徒仪式。有八位白人和黑人向老子叩拜,向石高静叩拜,正式成为太上弟子。而后,石高静用中文向徒弟们庄重诵读《道德经》,用英语一句一句为他们讲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第二年的秋天,三位中国人忽然来迈阿密大学人类基因研究中心参观考察,为首者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院士。见到国内同行,石高静特别高兴,约他们晚上一起吃饭。在饭桌上,院士向石高静讲,国际HGP 研究的飞速发展和日趋激烈的基因抢夺战引起了中国政府和科学界的高度重视,国家已决定组建北京、上海两个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石高静说:咱们国家重视这件事情太对了,问题是HGP的任务已经分配完毕,美、英、法、德、日五国各领了一块蛋糕,咱们抢不到了呀。院士说:抢不到也要抢,反正中国不能在这个重大领域缺席。这一次来美国,一方面是考察HGP进展情况,同时也想从美国人手里抢一块。经过多次商谈,他们已经同意,从贝勒中心分出一点给我们,大约占HGP总任务的百分之一。石高静听了,立即拍手叫好。院士这时问:石先生,你愿不愿意回国干呀?愿意的话我们举双手欢迎!石高静想了想,说:感谢院士先生对我的器重,但我只是迈阿密研究中心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国内的HGP不差我这样的,没有我照样会做得很成功。我打算继续留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把博士读完。院士说:我们理解你的选择,HGP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在哪里干也一样做贡献,祝你早日拿到博士学位。

三年后,石高静如愿以偿,戴上了生物学博士的帽子。他的工作因为效率高,差错率低,经常得到托兰德教授的表扬。他的传道事业也一帆风顺,弟子有了上百个。他这时有了一些积蓄,就交上十二万美元首付款,用按揭贷款买了一座别墅,把里面的大厅改造成太清殿,把道院搬到了这里。从搬来的第一天起,他就在门口挂出红布条幅,上面写着:老子天下第一!

这句话,也招来了越来越多对道教感兴趣的人。尽管有的人不具道缘,来看了看就走了;有的人虽然拜了师入了道,却因为不能持之以恒又中途退出,但道心坚定的人总体上是有增无减。尤其是麦高,他一直保持着高度热情,在组织活动、讲经传道等许多方面,都成为石高静的得力助手。在道院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上,石高静任命麦高为道院副院长。这样一来,麦高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石高静的个人炼养也一直进行着,虚心实腹,性命双修。一年年下去,他身内有太和之气氲氤,心胸仿佛虚空一般,丹田部位则有气团生成,时时活泼跃动。让他最感欣慰的是,虽然他年过不惑,一年年向五十逼近,而他的心脏并没出现任何的不适感觉。他想,照这样下去,我是能够等到“巴黎之花”开启的那一天的。

然而,师兄的突然羽化和临终嘱托,中止了石高静对那一天的憧憬。

他跪在师兄的遗体旁边,满怀惊惧,也想不明白:师兄修炼多年,刚过半百,怎么会突然不行了呢?

他看到供桌上那支龙头簪子,回想一下师兄从海滩归来后的言行,幡然醒悟:师兄是为了让我回国,坐脱立亡。

尽管猜出了这个原因,但他还是依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报了警。几位警察很快过来,勘察一番现场,把一死一活两个中国人带到警察局。应高虚被送到一个地方做遗体检验,石高静则接受一位胖警长的审问。他用“坐脱立亡”来说明应道长的死因,那个胖警长却听不明白。石高静就向他解释:坐脱立亡是修行者达到较高境界时的一种现象,如果他不愿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就通过施加意念,让自己的精神走掉,前往超自然世界,只留下一具没有生命的肉身。道教,把这种现象称为羽化,意思是长了翅膀飞向仙界。

胖警长听罢,抱着膀子说道:“石先生,你肯定知道人民圣殿教的案子,希望你用充分的事实来证明你和琼斯完全不同,而不是用一些宗教术语来为自己开脱责任。”

一听这话,石高静急了。他当然知道人民圣殿教。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它1953年成立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77年,教主琼斯为了躲避警方的调查,把一千多名信徒带到南美洲圭亚那,第二年胁迫追随者与他一起自杀,命令他的信众饮下掺有氰化物的果汁,抗拒命令的人则被射杀、勒死或被注射氰化物。这次集体自杀事件共有914人死亡,其中包括276个儿童,震惊了整个世界。石高静将桌子一拍,高门大嗓地说:“警长先生,请你不要随便怀疑我的道院好吗?中国道教是一种温文尔雅、重视生命、富有博爱精神的宗教。那些全真派道士,连动物的肉都不忍心吃,还能去杀人?再说,如果是我把应道长杀了,我会打电话向你报警?”

胖警长不动声色地看着他:“石先生,你的这些推理对于我们是没有用的,我们只相信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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